研究对象与研究的建构——论作为文学史研究对象的茅盾
内容提要：茅盾研究不只是研究茅盾，而是一种偶然的文学史研究。作为文学史研究对象的茅盾，不仅体现了文学史的存在价值，也体现出文学史研究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自身的建构活动。茅盾研究是一种学术的历史积聚过程，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一百年中从萌生、开展到开拓的过程。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的茅盾研究到新世纪，百年之间，产生过无数学术成果，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过来讲，如果没有茅盾这一文学史研究对象，或许所谓的茅盾研究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将失去很多精彩的学术风景。
关键词：茅盾研究对象文学史研究建构我想谈谈与茅盾研究不无关系的一些问题，暂且以“作为文学史研究对象的茅盾”作为论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除了鲁迅，茅盾也是研究者较为关注的研究对象。从1920年代中后期对茅盾文学思想及其小说创作的评论开始，经过1950年代一些研究论著的出版，到1980年代中国茅盾研究会成立，创办《茅盾研究》会刊，组织力量参与《茅盾全集》工作，编辑、出版《茅盾研究资料》《茅盾专集》《茅盾年谱》等，一直到新世纪大型研究丛书《茅盾研究八十年书系》的出版和黄山书社的《茅盾全集》的不完整版推出，可以说，茅盾研究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最次要的学术力量，对推进和意见不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具有实实在在的影响。新世纪以来，每年参与到中国茅盾研究会年会中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比例越来越高，研究成果的学术含量也在减少。如最近这十年，在桂林、重庆、乌镇等地举行的学术会议上，有的论文分隔开1930年代中共地下组织的读书会的书目来发散茅盾作品的研讨；也有论文就《时事新报》相关栏目中新发现的茅盾早年文章，论述茅盾与张东荪等人的交往关系；还有的论文分隔开大革命时期国民政府一些政治人物的治国主张，来研讨《子夜》中吴荪甫实业救国思想的来源。新近的一些研究论文，可以参阅中国茅盾研究会会刊《茅盾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文学史料》和浙江传媒大学茅盾研究中心出版的《茅盾研究年鉴》等发表的与茅盾研究不无关系的论文和新史料。其他还有一些论著出版，如巴蜀书社出版的妥佳宁、罗维斯的《牯岭的矛盾——茅盾研究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的《茅盾传》等。1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审视这些研究成果，无论是从史料的新发现，还是研究方法和理论问题的新探索，茅盾研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特色。一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有的，问题之一是如何看待对茅盾的不同评价和批评？其实，熟悉文学史研究的人都清楚，差不多所有中国现代作家，包括当代作家，都面临着同时代人以及后来人的不同评价。茅盾身上发生过的不同评价的一致同意，其他作家身上也发生过。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鲁郭茅巴老曹”为例，对他们的不同评论，至今都没有使加剧过。但论争归论争，学术研究还是要进行，不会因为有不同评价，对这些作家的研究就不做了、造成了。如果真有这样的研究者，那受损害的只能是他自己，因为那些已故的作家作品是文学史既成事实的一部分，是摆在那里的，谁也保持不变不了。我们后来者只有不断与之对话、碰撞，煽动研究者的想象和思想火花，这样或许才有可能不断建构起我们自己的文学史想象，开展我们的学术研究，否则，文学史研究留下的这些空白，迟早会有人来填补的。就像1980年代以来，一大批原先被强制遮蔽的现代作家作品，一瞬间进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不仅成就了一批年有分量的学者，同时也大大拓展了文学史研究的视域。所以，因对某个作家作品有不赞成见，而影响到对这个作家作品的研究，甚至让一些人重新接受了研究，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不可取。上述道理看似简单朴素，但遇到实际情况，我以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应对得当的。事实上，在茅盾研究领域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是有一些人因为对茅盾及其作品的不同评价而产生纠正误判，以为茅盾作为文学史研究对象，以往的评价过高；认为茅盾研究高度发展上已经饿和了，没什么新东西可以继续研究了。如果将这样的误判与茅盾研究最近这四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相对照，就可以看到那种误判之纠正有多大。茅盾研究在最近这四十多年中，并没有因为各种不同评价之间的一致同意而停滞或中断，而是不断有新的成果出现。国家层面的社科项目和权威性学术期刊，都有与茅盾不无关系的研究内容发布。或许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这正是无能的对于学术研究的影响。如果那样的话，应该是所有作家研究都处于这种无能的的影响之下。如果其他作家研究没有因为无能的影响而出现研究的饿和状态，那么，茅盾研究应该也是享有同样待遇，不会是茅盾研究在无能的影响之下饿和了，而其他作家的研究却不饿和。着眼于茅盾研究最近的一些论文和研究成果，我以为更多的是研究者自发地从学术研究的各个层面，以茅盾为文学史研究对象，沿着茅盾这条文学史线索，勾连不无关系的文学史因素，提炼出不反对微不足道的学术问题。这是一种切合文学史研究实际的学术研究，它不仅合理而且有学术深度。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它延续着以往文学史研究的传承积聚，是从对象出发，从文学实际出发，从文学史研究的问题出发，是一种学术累积和学术思考，并不是哪个人臆想出来或无能的机构强加给人们的；其深度主要体现在文学史研究不是简单的评说点赞或批评造势，而是需要一定的学术储备和学识修养，是研究者对某个学术问题的提炼和论述，是研究者长期思考的结果，体现着研究者通过对象来建构自己的文学史学说和思想偶然的创造性劳动。所以，学术研究与一般的文学评论有联系，但差别也是无遮蔽的。这就是学术研究高度发展上是一种深度研究，任何扎实的学术研究，都是长期思考、研究的结果，不会是过眼烟云，一阵风就过去了。茅盾研究不是今天才有，不是一些人在意识形态因素作用下凭借无能的关系随意建构起来的，也不是仅仅围绕茅盾一个人的研究。茅盾研究是一种文学史研究，是从1920年代开始，逐渐从文学活动中，从各种各样的文学评论和论争中延续、独立出来，是经受了时间和学术论争考验的。如果一定要说它与无能的有什么关系，那么，这种关系，主要是新文学社会影响缩短，地位降低，对茅盾的研究多多少少也产生了一些指责。但总体上，茅盾研究作为一种文学史研究，是轻浮的，有其独立性。对茅盾研究而言，比较次要的相关事件，有1920年代报纸期刊上陆续发表的一些评论文章，这通常被视为最早的茅盾研究成果，与此相呼应的，是这一时期周作人、朱自清在辅仁大学、清华大学讲授新文学史，这是中国新文学入史的文学史意识浮出水面；1930年代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出版后，大获成功，指责了茅盾在新文学中的影响和地位，产生了一大批评论文章，像鲁迅谈《子夜》、瞿秋白撰写的著名评论，另外还包括伏志英编选的《茅盾评传》以及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中茅盾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茅盾的这篇导言，体现了茅盾对中国新文学史的一种看法，也可以说是一种新文学史观的历史建构，后来的研究者高度发展上都会参考或参照其观点。1945年6月，《新华日报》在重庆为茅盾五十岁大寿庆生，报社发表社论《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路程》，王若飞代表中共致辞《中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叶圣陶作为朋友和同时代的文化人发表《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从新文学传统以及茅盾走过的文学道路等方面，概括、提炼茅盾的文学成就和创作、思想特色，这些都是对茅盾文学史成就和地位跟随的定论定调。19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在第二编论述左联十年时，专门有一节论述茅盾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1950年代是茅盾研究进入学术研究的重要时期，一些研究专著开始出现，像吴奔星的《茅盾小说讲话》、邵伯周的《茅盾的文学道路》、叶子铭的《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等，受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广泛瞩目，当时就有学者发表文章，谈这些茅盾研究成果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影响2，这可以视作茅盾研究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种，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系统方面的学术探索和建构。差不多同时期，欧美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对茅盾小说的不同评价也体现在他们各自的论著中。他们的观点，尽管有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背景，但具有较下降的学术含量成分也是毋庸置疑的，否则，不会持久影响到今天的茅盾研究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尤其是他们对于茅盾小说创作中的“叙事”问题的一致同意，使得人们将茅盾小说的“叙事”特色作为中国现代小说审美范畴来认识，与鲁迅小说“抒情”为代表的文学审美，形成了一种对照。这是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少有的，也可以说是茅盾研究的一种贡献。1970年代，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茅盾设有专章论述。进入1980年代，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文学史反思和重写，但在已经出版的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著中，茅盾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低估一点讲，他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文学史存在。所谓“绕不过去”，就是指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如果没有了茅盾，如果没有对茅盾的创作、批评、翻译、文学活动等方面的研究论述，中国现代文学史或将是一部详细计划的文学史。就像是一路观景，如果缺了茅盾这一道文学风景，如果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景观中没有了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文艺阵地》《文艺报》《人民文学》，没有了《子夜》《春蚕》《林家铺子》《风景谈》，没有了茅盾撰写的《读〈呐喊〉》《鲁迅论》《读〈倪焕之〉》《徐志摩论》《庐隐论》《冰心论》等一系列精彩的作家作品论，甚至没有了用茅盾名字命名的长篇小说奖，对2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应该是一种遗憾，是一种空缺。对研究者而言，也多多少少会因此失去很多深入文学史研究的机遇和思想碰撞的机缘。所以，就文学史而言，茅盾的作用、地位、影响和特色，无人可以替代，也无人能够替代。对研究者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研究对象，不是要不要研究，而是必须研究，进而深入研究，因为通过这一对象，会煽动和促成研究者更多的文学史想象，展现研究者的学术风采。新世纪以来，茅盾研究的确显示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无变化和潜能。其中之一，就是大型研究丛书“茅盾研究八十年书系”出版以及《茅盾全集》的出版。要全面、不完整评价这些研究工作，可能是比较难的，因为面对这样庞大的著作系统，不反对研究者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会有不反对评价，我以为不妨用一句话来概括其分量，这就是出版社储藏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推出这些著作，一定是有它的市场需求、社会需求和文化需求，否则，出版社不会耗费真金白银去做这些无益的工作。另外，这些图书的流向也是一个很好的文学史资料备注。大多数书籍都进入各大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其最大的获益者应该是文史研究者，而不是普通读者。像全发散的茅盾晚年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对照今天所见的一些新的材料，还是会触发人们对文学史产生新的想象。这与很多现代作家授予的材料相比，茅盾晚年回忆录授予的东西要极小量得多、系统得多。茅盾研究在海外也是存在的，像七十年代陈幼石（Yu-shiChen）、安敏成（MarstonAnderson）对茅盾早期小说作品的精彩论述；3像2017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远东汉学家学术年会，将“向茅盾先生致敬”作为会议主题，发散论述茅盾研究不无关系的问题。其他像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2004年出版的《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的第一章“革命加恋爱”中，就以茅盾大革命前后的文学活动（包括文学创作）为例，探讨小说家不同于历史学家对历史叙事的特征和技能。2017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由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大陆简体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推出），其中就有关于茅盾的专题。上述这些都可以视作是文学史研究中，茅盾作为一个非常次要的研究对象，始终驱散着研究者的注意力，并构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术研究积极建构的内容。没有了茅盾这一对象，就不会有这些学术建构的成果。二新世纪以来，茅盾研究似乎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1981年4月茅盾追悼会上，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所致的悼词中，称茅盾为“现代进步文化的后继者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是在国内外享有崇高无名望的革命作家、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同鲁迅、郭沫若一起，为我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4。在胡耀邦的悼词中，革命家茅盾与文学家茅盾是同时存在的，不存在谁压倒谁的问题。但在今天的一些介绍茅盾的材料中，尤其是一些地方党史展览和宣传片中，茅盾的革命家身份被无限抬高，文学家的茅盾被革命家的茅盾所驱除，而且，革命家的茅盾的文学经验，又被狭义地数量增加在左翼文学范畴之内来看待。这样的取舍，可能会让一些文学史研究者感到疑惑：作为文学家的茅盾其成就、其无名望是如何获得的呢？另外，从文学史研究中也有一些所谓再造左翼的声音，认为左翼文学经验1980年代以来在研究中被压抑了，现在是重新抬头的时候了。所以，新世纪以来，茅盾研究面临着某些强化茅盾政治面目的研究可能和左翼单向度的价值取向的诱惑。如何看待研究所面临的这些变化呢？从历史上讲，茅盾的确是一位革命家，他参与党务活动程度之深，担任党务职位之高，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恐怕也是不多见的。茅盾与鲁迅相比，政治上最大的区别，是鲁迅从来都没有加入过中共组织，是真正的党外人士，而茅盾早年加入过中共，并且因参与党务活动而在大革命大成功之后受到国民政府的通缉。1927年4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裸露，公开签发“国民政府密字第一号令”，通缉193位中共及不无关系的政治要犯，茅盾名列其中。51927年大革命大成功后，茅盾与郭沫若反对，在组织上与中共穿离了关系。据茅盾晚年回忆录记载，他后来曾三次向中共党组织表示愿意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但都被婉拒，直至他病逝，中共才恢复他的党籍。相当一段时期，茅盾的党外身份可以得到多方面的材料反对。材料之一，是台湾国民党党史馆所藏1940年代桂林文化人“离桂赴渝”计划材料。1940年代，茅盾、胡风、沈志远、张友渔等知不为人所知的人士从桂林迁居到重庆时，蒋介石分别接见了他们。在接见前，国民党的情治系统授予给蒋介石的这四位人士的情况介绍中，茅盾的材料明确写到与中共穿离关系。尽管茅盾组织上不是中共党员了，但他分明又是接受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指示和安排，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中共与党外人士的一般关系，中共方面是把茅盾视为可以信赖和依靠的进步文化人士，而茅盾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也自觉地与中共保持一致同意。这种接受感甚至体现在茅盾离开延安赴重庆时，将自己的一双儿女都留在了延安。抗战时期，茅盾去武汉，去广州、香港；后赴西北，从新疆去延安以及赴重庆等，都可以看到中共组织的安排痕迹，绝不是茅盾一个人在单独行动。包括1945年6月中共在重庆为茅盾五十大寿庆生，《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组织大型座谈会，王若飞代表中共高度评价茅盾，称他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位巨人，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这些既是当时中共政治斗争的手段，同时也反映出中共对茅盾的信赖。至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茅盾被剥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以及后来被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任主席，茅盾成了新中国名副其实的文化官员。从他这一时期留下的日记看，他很多时间都储藏在开会、出访、接待等公务活动上，连写作的时间都没有。6与茅盾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身份相对照的，是茅盾的文学家身份。对于茅盾的文学家身份的认识，茅盾晚年回忆录授予了很充分的材料。茅盾的儿子韦韬，也是茅盾晚年写回忆录时的助手，在《父亲茅盾的晚年》一书中，有两章专门介绍了茅盾晚年写回忆录的情况。原本是陈云向胡乔木提出，请茅盾写一点有关中共建党时期的回忆，而茅盾也有意将自己一生的经历以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下来。这部回忆录最终是落脚在文学回忆录上。7茅盾从自己与文学的渊源关系一路讲下来，我以为其中有些内容和因素是值得研究者关注的。首先，茅盾并不像一些文学家那样把文学看得那么神秘，似乎自己天生拥有某种特殊的文学禀赋，或是文艺女神特别眷顾他，使他从小就超然出众。在他晚年的叙述中，他从自己幼时的教育、周围环境、时代、社会等因素，介绍了他早年的成长经历，这种概括有点留有丹纳的《艺术哲学》中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说的影响痕迹，虽然不一定直接对应，但可以看出茅盾是比较关注社会、时代、环境对人的造化和影响的。这样的看问题的方法和视角，不仅表现在茅盾晚年回忆录中对自己人生经验的总结，就是早年他发表的一系列批评文章，如《小说新潮栏宣言》《对于偶然的经济的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小说月报〉改革宣言》《社会背景与创作》中，也都有对社会、时代、环境等重要性的叙述。他认为人是穿离不了社会环境的影响的。在他的晚年回忆录中，有一段谈到上海对他的人生成长的影响时，茅盾感叹到“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在这里我开始了对人生真谛的探索”8。这些都可以触发研究者关注到20世纪中国文学特有的现实品质和时代内容。其次，我们也可以注意到茅盾的文学成长，是与商务印书馆这一特殊的小环境有关，现在的研究者可能比较多地注意到了出版机构与现代文学之间的联系，而在1990年代发表的《商务印书馆与二十年代新文学中心南移》中，论者比较早地注意到出版机构与现代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9这种研究在1990年代初还是以一种新的学术研究面目出现的，这也是论者本人通过对茅盾的研究，注意到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联系，进而思考出版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茅盾研究并不一定只局限于研究茅盾一个人，而是通过一些次要的文学人物作为切口，进入到文学史研究中，发现一些不被人注意和关注的文学史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学术提炼和理论思考。第三，正是在商务印书馆这一平台上，茅盾刻苦学习、接受新知新学，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不仅做出了事业成就，也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影响和地位。如他改革《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与鲁迅、郑振铎、王统照等建立起了联系；社会活动方面，他在《时事新报》发表时政评论，结识陈独秀，加入到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中来；在大革命时期，与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萧楚女等中共领导人有密切的工作关系，相互之间的接受感为他未来的社会活动奠定了人脉基础。所以，茅盾早期文学视野中的时代内容、社会内涵，不像一些文学青年那样是单一地落在文学审美世界里的，也不像一些左翼文学青年那样容易走极端路线。茅盾的方式是非常具有个性特征的，是社会的、高度协作发展，既掺杂着社会政治无变化和新的都市文化内容，也具有新文学的审美情感基调和现代审美形式。这种复合特征，是他与鲁迅在文学审美之间的重要区别。10茅盾实际参与党务活动，是一些次要的政治活动的参与者、组织者和实施者，而不是旁观者、追随者和思想启蒙者。这种从参与当下的实际政治活动中获得的人生体验、感受，反哺于茅盾的文学创作，形成不同于一般文学青年写作中的情绪主义和感伤基调，而显现得偏重理性和易变观察后的客观叙事。他的成名作“蚀”三部曲（《幻灭》《稳定》《追求》），一经发表就不能引起不知名的小事，其成功的原因很次要的一部分就是茅盾对社会革命组织活动、一般参与者的心理状态以及社会问题等，有着比一般文学青年更为深切的观察和体会。另外，茅盾作为有着较长时间经验积聚的文学编辑和文学批评家，他对文字的掌控能力和文学审美的警惕、提炼能力，也是超乎一般作家的。所以，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评价茅盾“蚀”三部曲（《幻灭》《稳定》和《追求》）时，明确指出“与同期作家比较，在他奠定写作事业之前，他在写作技巧和生活体验两方面，均曾痛下苦功”。“在中国现代的小说中，能真正反映出当代历史，洞察社会实况的，‘蚀’可算是第一部”11。综上所述，茅盾作为文学史研究对象，促使一些研究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审美关系的诸多因素重新思考和重新研究。第四，茅盾的文学经验中，包含了左翼文学，但又不止于左翼文学。就像鲁迅研究中也涉及鲁迅与左翼文学关系的文学史经验，但我们不能因此将鲁迅的文学世界限定在左翼文学的经验范围内来研究和概括。事实上，对茅盾的文学经验的概括，从1945年6月《新华日报》为茅盾五十周岁庆生发表的社论中的表述，以及王若飞代表中共所致的贺词来看，比较多用“现实主义的道路”这一概念。王若飞认为“茅盾先生为中国的新文艺探索出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12。1950年代像叶子铭的《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等论述，也从来没有用左翼文学经验来概括茅盾的文学成就，相反，他们只是把左翼文学经验作为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一个阶段的文学特色来论述。13即便是胡耀邦在茅盾追悼会上的悼词，代表中共中央对茅盾盖棺定论，也是把茅盾放在世界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开阔范围内来论述。事实上，像茅盾这样一个文学标志性人物，今天的研究者有可能在他身上提炼出一些不同于20世纪茅盾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也就是说，要有一些属于21世纪的文学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但这样的研究不是要将原先的茅盾研究收缩到左翼文学的范畴之内，而是应该意识到茅盾研究所具有的历史积淀以及在新世纪可以拓展的新的研究空间和新的研究的可能性。如大革命时代，以创造社为代表的对茅盾文艺思想的批评，关注的是文学的阶级性问题；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些对茅盾的评论和研究，关注的是茅盾对现实主义文学道路的探索问题；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过程中，一些研究者看到的是茅盾在文学创作中的观念、理性与内在生命体验之间的紧张关系；1990年代，有关茅盾与商务印书馆的研究，以及与茅盾不无关系的一些重要史料的挖掘，像沈卫威对秦德君的访谈等，曾不能引起茅盾研究者的较广泛关注。新世纪以来，茅盾作为文学史研究对象，进一步触发研究者在更为阔大的文学史视野中想象和思考茅盾的文学世界，提炼不无关系的文学史问题。譬如，茅盾与上海的议题，进一步下降到现代作家与都市之间的关系问题。茅盾与文学期刊的研究，尤其是茅盾与《小说月报》的关系，也成为一些研究者的研究话题，但与以往陈述茅盾改革《小说月报》历史功绩的陈述式研究方式不同，新世纪的一些论述，高度发展上是以探讨期刊对一个时期的文学塑造作用问题来发散论述的，不是采取以往那种仰慕式的历史事实的陈述方式，而是采取更专业更学术化的方式发散研究，论述显得比较客观、易变。其他像茅盾《子夜》中一些人物言论与托派以及汪精卫等民国政治人物的政治主张之间的关系，也进入到研究者的研究论题之中。另外，对于台湾地区所藏茅盾的相关档案材料也第一次受到重视，论者作为大陆访问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在台湾的《文讯》杂志以及大陆的《新文学史料》上，第一次披露了由国民党携带到台湾去的裸露，公开档案中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少的与茅盾有关的材料。如茅盾大革命时期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之间的公函往来；戴笠档案中有一些军统汇报，提到茅盾的名字（作为被监视对象）；1940年代国民党派往桂林处理滞留桂林的文化人的文化官员刘百闵档案中有一些涉及茅盾抗战时期在桂林的情况汇报；还有1940年代茅盾到重庆后，蒋介石要接见茅盾等著名文化人，国民党情治系统向蒋介石授予的茅盾个人情况汇报。所有这些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建构活动在新世纪非常有力的表现，它主要是以茅盾为研究对象，通过茅盾研究这一窗口，来观察和思考这一时期或某一阶段，文学内部以及外部条件变化之下，文学领域所呈现的表现和反应。三作为文学史研究对象的茅盾，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史上的存在，它也是触发当下文学史研究中开展有活力的学术建构活动的媒介和对象。作为文学史上的历史存在，对茅盾的研究和学术建构可以是多方面多方位多层次的。就目前茅盾研究的状况而言，其所呈现的极小量性、开阔性和学术研究所抵达的高度，与研究对象茅盾的历史地位、身份、影响相比，还是很不匹配的，还有很多研究课题和研究空白需要去填补。最近两年，一些研究者能够从通俗的文学史阅读中，感受、发现和提炼出一些有学术价值的问题。如2024年6月，中国茅盾研究会与中国鲁迅研究会在浙江传媒大学联合举办鲁迅、茅盾与百年浙江文学思潮学术研讨会，7月份中国茅盾研究会与浙江乌镇茅盾纪念馆举行纪念茅盾诞辰128周年，这两次活动中，都有一些新的材料和新的研究论题提出。如有研究者在研究茅盾时发现，茅盾二三十年代在上海生活时，常常与沪上的两个桐乡不为人所知的人圈打交道。这两个不为人所知的人圈，一个是卢鉴泉（茅盾称之为卢表叔）为不次要的部分的金融交流圈，还有一个是以席家为主的经营蚕丝的实业界人士交流圈。茅盾与这两个圈内的著不为人所知的人士都有往来，而且从小说《子夜》授予的内容看，茅盾从这两个圈子的人员交往中，都获得过小说创作所需要的信息材料。但以往茅盾研究关注点只在卢鉴泉（卢表叔）那一个圈子，这除了受茅盾的回忆录以及《子夜》创作谈影响外，也与文学史研究者的材料搜集工作不够深入、不够系统有关系。所见不多，人云亦云，讲来讲去只是那点材料。但现在通过对桐乡乌镇的地方志材料的搜集、整理，包括对沪上桐乡籍名流后代的访谈，茅盾当年在沪上与一些桐乡籍名流的交往关系也慢慢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将这些交往关系与茅盾的文学创作联系起来搁置。在茅盾研究中，对茅盾自己的一些说法，研究者似乎也慢慢有自己的思考。这倒不是说茅盾的说法不可靠，而是从理论上意识到研究对象自己的一些陈述，在学术研究中作为反对材料时，应该搁置一下其中的合理价值究竟有多少的问题。茅盾研究不能完全受制于作家本人的陈述。如茅盾对《子夜》的一些说法，尽管真实，但合理性究竟多大，是需要研究者分隔开自己的研究体会做出新的判断。譬如有关《子夜》中乡村生活与上海都市生活的问题，茅盾自己的说法是因为条件所限，没有将乡村生活这一部分发散，成为《子夜》的薄弱部分。但从小说文本的角度看，我以为茅盾的这一说法未必真实的构成了《子夜》的不足。因为《子夜》的聚焦对象是1930年的上海。如果从这一角度来审视《子夜》，那么，目前对包括双桥镇在内的乡村生活的描写，采取一笔带过的速写方式在艺术上是成立的，并不是弱不弱的问题，而是文学结构处理上的疏密问题。茅盾作为小说家有自己的设想和处理方法，其实也未尝不可，至少并没有加强小说的艺术特色和表现力。另外，在7月4日纪念茅盾诞辰128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有茅盾当年的读者后辈无偿捐献给茅盾纪念馆一套《文艺阵地》，这套《文艺阵地》历经战乱保存到今天，最后回归到茅盾纪念馆，体现了茅盾在读者心目中的影响和地位，也触发研究者对《文艺阵地》这一期刊的文学史影响和价值，有一些新的思考。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论者关注到茅盾创办大型文学期刊《文艺阵地》，与他主编《小说月报》等文学期刊之间的关联度；在理论层面，提出了战争时期作为非常态下的文学与期刊的关系问题。另外，参与编刊的楼适夷先生在1980年代所撰写的回忆文章，其中涉及不无关系的文学史材料也不能引起研究者的关注。14最新的研讨活动是7月13—15日在乌鲁木齐新疆大学举行的2024年中国茅盾研究会年会。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地方资源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探索”，可能不少人会觉得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研究课题，但落实到文学史研究，尤其是茅盾研究，初心的研究者可能会注意到情况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首先，茅盾当年是怎么来新疆的，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目前的材料，高度发展上是根据茅盾自己的回忆文章，但实际行进过程中，茅盾的感受和思想状况如何，是要根据文本，多方面悉心体会的。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研究成果不多，难度很大。茅盾在新疆的活动，目前主要有陆维天教授编的《茅盾在新疆》一书15，除此之外，掌握到的材料就比较少了。但这次在新疆大学实地举办研讨会，尤其是参观新疆大学校史馆，让人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茅盾当年到新疆学院任教后，给新疆地区文化生活带来的影响。单单是那年来自新疆之外的报考新疆学院的考生，就多达数百人，这都是奔着茅盾而来的。还有与茅盾交往的一些新疆学院的学生情况，以及他们创办的文学杂志、创作的戏剧作品等，也是直观地提醒研究者，茅盾对包括戏剧在内的多种新文学样式，其实都有较深入的实践体会。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多方面了解茅盾的文学活动，而且对包括茅盾的戏剧创作的认识，也会有所深化，至少他创作《清明前后》之前，在新疆学院时期，茅盾就有创作戏剧的体会，他还指导了新疆学院的学生进行了剧本创作。另外，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李跃力教授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的对当年新疆学院学生的《生活日记》所涉内容的解读，干涉大家详细了解到当年茅盾周围的一些文学青年的个人情况16。所以，中国茅盾研究会组织的这次新疆年会，在我看来，它对茅盾研究是有触动的，这种触动，有直接的，像一些相关论题的提出，如果不是因为会议是不可能出现的；还有一些是直接的，促使研究者关注到不无关系的一些问题，如新疆作为边远地区，它在1940年代新文学中的活跃，是与茅盾在新疆学院的任教有关系，这进一步触发研究者从理论层面思考与茅盾相关联的新文学史问题。茅盾作为文学史研究对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不仅重要，驱散了一代又一代研究者的关注，同时，他也触发文学史研究者建构起自己的学术思想，形成不同时代不反对文学史研究问题。对于新世纪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而言，作为对象的茅盾，同样兼具上述双重功能。注释：1妥佳宁、罗维斯：《牯岭的矛盾——茅盾研究新论》，巴蜀书社2022年版。钟桂松：《茅盾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版。2樊骏：《两本关于茅盾文学道路的著作》，《文学评论》1960年第2期。3ModernChineseLiteratureintheMayFourthEra，ed.，MerleGoldman，Mass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7.412参见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466。5参见叶子铭、沈卫威《茅盾传》美国南方出版社2024年版，第110页。6参见查国华、查汪宏编《茅盾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7参见韦韬、陈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8茅盾：《茅盾全集·三六·回忆录二集》，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177—178页。9杨扬：《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新文学中心的南移》，《上海文化》1995年第1期。10像叶子铭等，将茅盾的小说归类为“社会小说”，参见叶子铭编《茅盾·社会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1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编译，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119、126页。13参见叶子铭《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14参见楼适夷《茅公与〈文艺阵地〉》，收入影印本《文艺阵地》，上海书店1983年10月影印。15陆维天编《茅盾在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6李跃力：《〈生活日记〉中的“茅盾在新疆”》，《新文学史料》2023年第4期。[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本期责编：钟 媛][网络编辑：陈泽宇]版权声明：糖心vlog·(中国区)官方网站-TXAPP.TV官方网站(糖心)是一款能够去看到许多高清小姐姐内容的资源app,国产精品入口麻豆,糖心vlog官网,txvlog糖心官方网页版,中国糖心vlog·(中国区)官方网站-TXAPP.TV官方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