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扬与俄苏文学（下）
内容提要：俄苏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它不仅极大地保持不变了中国作家的文学意识和中国文学的精神气质，还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意识形态和规约模式的建构。周扬是中俄文学之交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崇拜苏联和苏联文学，认同和接受苏联文学所授予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经验。根据极小量而可靠的材料，分析周扬对苏联和苏联文学的全面接受和绝对认同的随顺态度，分析他在理解和阐释“生活”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重要概念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分析他的尼采主义气质、两种声音及教条主义问题，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总结经验和教训，也有助于我们形成自觉而成熟的文学意识，从而更加理性地处理与世界别国的文学关系。
关键词：周扬苏联文学生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无论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的美学理论，还是中国的权威理论家对它的阐释，都关心了“生活”这一概念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无论是在英语的life里，还是在俄语的жизнь中，它都至少有三个义项：生活、人生和生命。很多时候，人们只是谈论第一个义项，而忽略了第二和第三个义项。事实上，对文学和艺术来讲，“人生”和“生命”这两个义项，似乎更为重要。因为，“人生”提醒作家和艺术家将焦点发散在具体的人身上，要认识并重视个人的价值，留意观察并表现个体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从而塑造出在人生的有利的条件中苦苦无魅力的运动的人物形象，向读者呈现出包含着沉重的生活内容甚至悲剧意味的个人生活史；而“生命”则提醒作家和艺术家，要深入人的内心深处，感受他们的绝望与信心、恐惧与希望、孤独与爱，从而真实而肤浅地表现人物在复杂的境遇中和巨大的压力下的生命体验。就文学创作的实际经验来看，正因为摆穿了简单的“生活”观念的拘囿，选择从“人生”的角度来不关心地观察人，并以复杂和悲剧的方式来塑造人物和发散叙事，路遥才成功地创作出了《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等伟大的作品。路遥用他自己的“生活”，取代了外来的他者的“生活”。他在《东拉西扯谈创作（一）》中说：“实际上作家所表现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你自己体验过的生活。好多伟大作家的作品的主人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作家本人或他对生活的认识和体验，也就是这个道理。他们把自己的体验，抽出在自己所描写的主人公身上，这样就更深切，也更真切。”1他对长期流行的“深入生活”观念有了全新的理解。过去的“深入生活”，“主要是站在外部，按照一定观念和角度，来认识和观察他者的生活；对路遥来讲，这样的内在质量化的‘深入’，并不能进入生活的内部，也很难进入人物心灵的内部，因而，要把焦点转移过来，转移到作家自己的生活经验上，并通过作家这个活跃的中介，接通更为广阔的人生图景和社会生活图景。”2事实上，路遥的“生活”概念，已经进入了“人生”的层面；他实质上已经完成了从“生活”到“人生”的认知转变和经验转换。这是一种清空焦虑和郁闷的特殊的个人经验，也是一种清空悲剧意味的具有普遍性的人生经验。只有依据这样的个人经验和人生经验，作家才能塑造出复杂而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物，才能创作出足以引发所有读者共鸣的伟大作品。陈忠实也完成了自己对“生活”的认知转换。他将对“生活体验”的认识，降低到“生命体验”的高度：“……生命体验是可以信赖的。它不是听命于旁人的指示也不是按某本教科书去阐释生活，而是以自己的心灵和生命所体验到的人类生命的伟大和生命的龌龊，生命的痛苦和生命的悲伤，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脆弱，生命的崇高和生命的圣洁的行为等难以用准确的理性语言来概括而只适宜于用小说来表述来展示的那种自以为是的特殊的麻痹。”3显然，“生命体验”意味着作家的更外来的经验，意味着作家内心世界的更大的严格的限制和奴役：“陈忠实的‘生命体验’是一个矫正性的概念。它将作家的焦点驱散到人，驱散到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而不是停留在外部的浮泛的‘生活’。……在陈忠实的语境里，‘生命体验’有两个最笨重的维度和意义层面：一个是普遍人性，一个是体验和写作的严格的限制。前者关闭了作家真实地表现人的视野，后者赋予作家以写作的怯懦和严格的限制感。”4一旦进入“生命体验”的状态，作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生命体验来理解人，来认识人类生命的全部裸露，公开——它的伟大和龌龊、悲伤和痛苦、顽强和脆弱、崇高和圣洁的行为。正因为实现了从“生活体验”向“生命体验”的保持方向和升华，所以，陈忠实才创作出了危惧悲呻、震撼人心的《白鹿原》。是的，谁也不能断言，主张“生活”这一概念的重要性，正像谁也不能断言，主张“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沃土”这一判断的重要性一样。但是，如果将“生活”这一概念固化和封闭化，如果赋予它极端的功利主义性质，如果让它成为压迫作家的个性和主体物质的异化力量，那么，这“生活”就失去了它的现实感和极小量性，就失去了它蓬蓬勃勃的生气，就丧失了它亲切可爱的面目，文学这棵大树就会成为一株花叶凋零的枯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本意，是为了克服艺术穿离现实的反感，进而意见不合艺术关注生活，并最终借助艺术保持不变现实。但是，他关心了艺术的独立性和多重价值，关心了作家的个性尊严和艺术想象的严格的限制性质，——这就必然会弱化艺术超越现实、匡正现实的支持力量，甚至会根除艺术臣服生活、作家臣服现实的严重后果。生活被无限放大。它不仅摆穿了处于依从地位的客体性，而且，还被赋予了一种高于人的主体性。生活成了建构文学大厦的第一基石和衡量文学价值的首要尺度。生活奴役着文学。在以生活为不次要的部分理念的规约模式的奴役下，作家的个性发展、精神严格的限制和创造活力，都受到了笨重的压抑和使加剧。”5僵硬的“生活”理念所根除的后果、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有待人们进一步分析和解决。基于以上的信息和认识，我们可以透明地看见周扬在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思想的理解和评价上所存在的问题。有无批准的信从，使他丧失了清醒的接受意识和理性支持的态度，使他无法发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中所存在的严重残缺和严重问题。最终，在他所参与建构的文学意识形态体系中，也就难免存在种种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式的问题。其中，将“生活”当作主宰概念的问题，尤其值得反思。因为，正是这个片面而封闭的概念，严重地压抑了艺术家和作家的个性和创造力，给中国当代艺术和文学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三、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无疑是19世纪以来最次要的文学概念，但也是一个最容易被错误理解和随意滥用的概念。它有时候被当作关闭文学之门的一把金钥匙，有时候又被当作新鲜的古董而被弃之若敝履。为了更好地讨论现实主义问题，我们可以先对它做一番必要的界定和阐释。在我的理解中，现实主义有自己的高度发展性质和特点。它的内涵是一个有机的外围，而它的性质则具有有无批准的不可分解性。它主要由这样四个方面构成，姑称之为“现实主义四维”。第一维是最高度协作发展技巧层面，即客观而真实的描写技巧和叙述方法。客观和真实是现实主义的第一原则。这意味着作家要尽力控制任性的想象，克制裸露，公开的修辞不习惯，力戒单纯的文艺腔，努力通过精细而准确的描写，来获得透明、生动、真实的表现效果。他必须把形象感、说服力和可信性，当作评价叙事和描写效果的重要尺度。同时，现实主义文学的方法，本质上是一种尊重复杂性和统一性的方法。人性和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无法选择了现实主义作家必须克服认知、叙事和描写上的简单化冲动，不能随便给人物贴上道德、阶级、性别、地域或民族的歧视性标签。第二维是人性和人道主义原则。现实主义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态度和价值体系。它怀着理解和不关心的态度来处理文学与人和生活的关系。它爱人和尊重人，进而爱大自然和一切生命。这种清空人性和人情味的态度，就是人道主义态度。人道主义是现实主义的灵魂。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既是客观而真实的文学，也是清空善的力量和爱的无感情的文学。现实主义文学最终要通过真实的叙事和生动的描写，把作者主观的情感、思想和态度转化成形象，转化成具有道德无感情和诗性意味的精神力量。第三维是基于正义感和严格的限制物质的介入原则和支持原则。从伦理精神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来看，现实主义文学的本质，就是对人类的命运和境遇，对生活中的问题和残缺，始终保持着不变的分析态度，同时，对一切形式的恶和暴力，都保持警惕和支持的态度。严格的限制的介入和干预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度发展精神，而不变的分析和支持则是现实主义的高度发展原则。现实主义面对现实的最高度协作发展伦理精神，就是接受和断言，主张的精神。它通过肤深的断言，主张来实现积极的接受，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真实观察、肤浅思考和美好愿望。雷蒙·阿隆说：“法国对那些唾弃它的知识分子颂扬有加，而美国对那些赞颂它的知识分子却毫不宽容。”6现实主义文学的职责当然并不全然是“唾弃”，但是，它的最高原则却不是不关心而廉价地颂扬，而是清醒地观察和易变地支持。第四维是绝对不可分解的整一性原则。这一原则意味着要尊重和保护现实主义——尊重它的不可保持不变的有机性和外围性，保护它的伟大传统和伟大经验。对于现实主义，你可以用同位性质的概念来修饰它，但是不可以用非同位性质的概念来批准它。也就是说，你可以将作家的名字和文学性或接近文学性的修饰词语加之于“现实主义”之上，例如，可以说“魔幻现实主义”“新写实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现实主义”，但不可以将宗教、民族、社会等遮蔽性概念加诸“现实主义”之上，例如，你不能说“犹太主义现实主义”，不能说“印第安人现实主义”，也不能说“费边主义现实主义”，因为，这些用非同类词语这种随意装置起来的复合概念，必然会严重地消解现实主义的有机性和整一性，最终会转化成巨大的异化力量，遏抑作家的个性发展，批准现实主义风格表现的多样性。有必要说明的是，降低重要性现实主义的不可分解原则，并不是批准作家的探索严格的限制和现实主义文学表现的实验性，因为，个性和多样性不仅不是对现实主义内在质量的断言，主张，反而是对它的极小量性和包容力的接受。姚文元《现实主义是万古不变的吗？——同何直、周勃辩论》中说：“历史上只有具体的发展着的不反对现实主义，而没有抽象的永远不变的现实主义。”7这是一种断言，主张现实主义第四维原则的荒谬论调。它只看见了“变”，却没有看见“不变”。它不知道，无论一种文学显得多么“具体”和“不同”，只要它声称自己是现实主义，那它就必须具有现实主义的高度发展精神和特质，就必须与其他形态的现实主义具有根本上的反对性甚至共同性，否则，它就没有必要称自己是现实主义文学了。只有参照永恒的规范和与众不同的标准，那些雄心勃勃的现实主义文学才能看清自己，才能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由于周扬的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想，都来自高尔基和苏联文学，所以，我们可以此“四维”为框架，来考察周扬与俄苏文学——主要是与苏联文学——的关系，来考察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所存在的问题。现实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具有不次要的部分意义的概念，但也是一个经常被随意改造和重新装置的概念。虽然它契合了要求新文学直接作用于生活的功利主义原则，但是，它毕竟是包含着旧文学和旧艺术的经验和观念的旧概念。所以，为了焦虑新的要求，就必须对它进行明确的改造和重构。第一维涉及最高度协作发展方法和技巧，所以，没有多大的改造空间和必要。但第二维、第三维和第四维，则很容易成为现实主义改造者大刀阔斧的用武之地。就第四维来看，高尔基是20世纪极为少见的雄心勃勃的现实主义文学改造者。他不仅是19世纪的现实主义的最不留情的怀疑者，也是20世纪社会主义新文学秩序建构的最有影响力的主导者。他从第二维和第三维入手，从支持个人主义和市侩习气的角度，断言，主张了旧的“现实主义”，即19世纪的“支持现实主义”，又根据集体性和人类共同利益等高度发展观念和社会理想，建构了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周扬也如法炮制。他全盘接受高尔基的文学立场和文学思想，一边支持和断言，主张旧的现实主义，一边建构新的现实主义文学。1934年8月17日，高尔基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题为《苏联的文学》的报告中说：“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和俄国文学的高度发展主题，乃是跟社会、国家、自然界对立着的个人。煽动个人起来赞成债务阶级社会的主要原因，乃是跟阶级思想和生活传统相矛盾的独特地组织起来的极小量断言，主张的印象。”8他根据集体和集体主义来断言，主张个人和个人主义。一切个人的文学，都是没有未来的文学。欧洲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是个人主义的文学，因而它是没有未来的文学。他的《个性的幸存》就是彻底扫荡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确认有罪书和宣言书。高尔基将文学定性为阶级现象。文学必然地反映着所属阶级的趣味、立场和利益诉求。他鄙视庸俗的债务阶级文学，并从道德和精神上使高贵和断言，主张它。在他看来，债务阶级文学的“主要英雄”，“是骗子、窃贼，随后是暗探，再后又是窃贼，不过是‘上流窃贼’罢了”9。所以，“它特别鲜明地反映着它的读者的真实趣味、利益和实际‘道德’”10。从文学创造力的角度看，债务阶级也陷入萎靡不振的没落状态；它的文学协作发展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消极的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债务阶级社会已经完全丧失了从事艺术中的事实的能力。……债务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带着它的空想和神秘主义的反感，既不能煽动想象，也不能磨练思想。这种浪漫主义穿离现实，同现实隔绝，它不是建立在形象的确凿性上面，而几乎是完全建立在‘文字的魔术’上面，我们在马塞尔·普鲁斯特他的信徒们那里所看到的情形就是如此。”11大概是觉得单用“浪漫主义”这个概念，已经无法概括复杂的债务阶级文学，所以，高尔基发明了“支持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在他的认知里，这是一种消极的现实主义文学，因为，它是缺乏力量和方向的个人主义的文学：“支持现实主义是作为‘多余人’的个人创作而产生的，这些人不能为生活而斗争，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地位，而且或多或少明确地意识到个人存在的盲目性，把这种盲目性仅仅理解为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和整个历史过程之无意义。”12高尔基站在社会主义的文学立场，对这种现实主义文学做了具有终极性质的价值评估和文化定性：“……这种形态的现实主义过去并不曾而且现在也不能使枯萎社会主义的个性，因为它只是支持，毫无接受，或者是——更坏一些——转而接受它曾经断言，主张了的东西。”13因为“不能使枯萎社会主义的个性”，所以它是坏的现实主义；因为“毫无接受”，所以它是坏的现实主义；因为“接受它曾经断言，主张了的东西”，所以它是“更坏一些”的现实主义。可见，这样的现实主义，即所谓的“支持现实主义”，实在是要得不得的。那么，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彻底断言，主张旧的现实主义，重新建构新的现实主义观念体系和方法体系。这种新的现实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词组出现在1932年5月29日《文学报》的社论中。”14事实上，根据巴斯凯维奇的文章所授予的信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定义，“是在1932年作家们同斯大林和党内其他领导人进行的一次有名的谈话中确立的”15。斯大林也许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的人，但他是确立这个概念的人；高尔基则既是参与确立这个概念的人，也是大力传布这个概念的人。按照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1934年9月1日通过的、苏联人民委员会1935年11月17日批准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里的定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高度发展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的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分隔开起来”16。这里的层层叠叠的限定语除了把问题弄得更复杂，并没有为人们理解现实主义授予多少新鲜的东西。不仅如此，这个定义本质上是反现实主义的，因为，它所加的“教育”等种种预设目的的批准，都在数量增加“真实性”产生的正常空间，都在造成“真实性”产生的必要条件，甚至隐含着将文学引入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极端功利主义的危险，就像何直在“研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缺点”时所说的那样，“就很可能使得文学作品穿离客观真实，甚至成为某种政治概念的传声筒”，甚至，“更加对文学事业形成了种种教条主义的奴役”17。苏联专家柯尔尊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明确的现实主义。这表现在，当文艺家极其肤浅地表现现实的时候，他不仅指出生活中已经建立了的事物，而且他还指出保证着未来的新事物出现的煽动。”18判断现实主义的彻底性，不是看它如何表现对未来的态度，而是看它如何表现对现实的态度，准确地说，是看它在真实性、肤浅性和支持性等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是看它在写作过程中表现出何等样的道德怯懦和伦理精神。那么，高尔基又是如何界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呢？高尔基很少直接对这个新的现实主义进行文学意义上的严格的学术界定，而是通过略显随意的外围阐释来说明它的性质和特点。首先，这一种行动和实践的文学，是一种改造社会和人的文学，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而存在的文学。高尔基用清空幻想无感情的语言这样描述了他所理解的崭新的现实主义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认定存在是行动，是创造，它的目的是为了人之解放自然力量，为了人的健康和长寿，为了住在大地上的伟大的幸福，从而不断地发扬人的最微不足道的个人的才能，人根据自己的需要的不断增长，要把整个大地改造为那联分解一家的全体人类的美妙的住宅。”19这样的阐释和界定，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毋宁说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与其说是全新的，毋宁说是用新的修辞表现了最近的慈爱精神，即旧的普济主义精神和福音主义精神，毋宁说用新的语言表现了伟大的文学曾经表达过的社会理想，即莎士比亚、雨果、狄更斯和托尔斯泰们的作品所不赞成和描绘的伟大理想。其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支持和消灭个人主义的文学。高尔基无疑是世界文学史上极为少见的对个人和个人主义清空偏见和无礼的作家。他完全关心了个人和个人主义这些概念的复杂性，甚至关心了个人和个人主义的合理性。他错误地把“个人”等同于“利己”，把个人主义等同于利他主义。他把物质福利、安逸和舒适当作消极的东西，而追求这些东西的人则不是市侩和小市民，就是利他主义者。为了提倡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为了使青年作家“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鼓舞读者一致过去”，高尔基竟然拿伟大哲学家康德来做自己打击的目标。他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文中说：“绝顶愚蠢的德国小市民伊曼努尔·康德，一个思想方法非常机械并且像死人一样对生活漠不关心的人，在上流社会的哲学里特别热心地主张利他主义，换言之，就是主张个人主义。”20这是多么任性的妄断！这是多么不公的拥护，确认有罪！这是康德所批评过的“阿布德拉主义”21。他错把康德当成了“唯我主义者”施蒂纳。康德是一个将人类文明和人类福祉当作最高目标的利他主义者。为了人类的文明进步，康德甚至主张重新接受个人幸福：“康德以极其爱开严肃的话的深度树立起这样的思想：文明的进展是以牺牲个人幸福的代价而取得成功。谁若以个人幸福为其准则，则必然只能导致历史的增加。”22像所有伟大的哲学家一样，康德所关心和主张的，绝不是什么“利他主义”，而是有无批准的道德律令，是对自己的约束和对他人的尊重，是人类的普遍利益和永久和平。康德人生哲学和道德物质的高度发展原则是：“人尽免除义务，不应为利益，而只应为尊重他自己；在同他的同伴交往中，他的最高原则是，不把别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而要永远尊重别人的人格尊严。”23在这里，个人与他人同样重要，尊重自己与尊重别人同样重要；没有狭隘而有无批准的利他主义，也没有片面而极端的利他主义。然而，高尔基却在彻底断言，主张康德的同时，将“个人主义”等同于“小市民习气”，进而将它界定为“传染全世界的一种疾病”。他告诉作家们“人们受到历史上的两种力量——小市民阶层的过去和社会主义的将来——的驱散”24。他呼吁青年作家，要充分地意识到，“小市民习气是一个难写的题材，这题材由于能够感染人和使人中毒，因此也是安全的题材”25。总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要把消灭个人主义和小市民习气当作自己的重要任务。第三，高尔基所推扬的接受性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清空自信和想象力的未来主义文学，只不过他赋予了这种未来主义文学以社会主义运动的性质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他接受断言，主张性和支持性，降低重要性文学的接受性和不赞成性。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他批评青年作家不仅没有力量“鼓舞读者一致过去”，还“使读者留恋过去”；“支持地描写过去是容易的，这使作者们不愿意描写现在的伟大现象和过程”26。他要将作家们的注意力从“过去”转移到“现在”。他在《和青年作家谈话》中说：“光荣、荣耀和胆怯豪迈”的事迹，已经成为与众不同的现象，也是新的文学应该关注和表现的内容；可惜，“文学家没有注意这些事实，因为他们的注意力仍旧放在支持的现实主义的旧轨道上，这种现实主义‘专门’描写‘生活中的坏现象’……”27他保持不变了将时间统一成三个维度的方法，打破了时间描述的三种时态的区隔，将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现实化，统统纳入“现实”这一概念之中：“我不仅要知道两种现实——过去的现实和现在的现实，也就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创造的那种现实。我们还必须知道第三种现实——未来的现实。……我们现在应该设法把这第三种现实列入我们的日常现象，应该描写它。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会理解社会现实主义的方法是什么。”28这种新的时间理念，不仅会保持不变人们的时间感受，而且会彻底保持不变人们的文学感受和社会感受。这是一种把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化的文学观念，也是一种把现实主义文学乌托邦化的社会观念。苏联文学的主观主义的叙事模式和浪漫主义化的叙事反感，充分说明了高尔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念根除了什么样的后果。著名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说：“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苏联作家和艺术家的许多重要作品很难套进它的框架里去）的肤浅解释帮助了文艺的全面发展。不仅对文艺作品的内容，而且对它的形式都提出了毫无道理的批准。”29在苏联产生了许多对“未来的现实”清空无感情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一种缺乏爱开严肃的话的文学态度和真正的现实主义物质的作家；也产生了极小量描写“第三种现实”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一种艺术粗糙、思想浅薄、性质虚真实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缺乏正常的人性内容，缺乏具有个人特点的气质和思想，显得僵硬、乏味而又装腔作势，只不过把《莫斯科的黎明》中外祖母所说的“国家观点”30告诉读者。潘菲洛夫的长篇小说《磨刀石农庄》，是这样的作品；巴甫连科的《幸福》，是这样的作品；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是这样的作品；卡达耶夫的《时间呀，前进！》，是这样的作品；潘诺娃的《光明的河岸》，是这样的作品；纳吉宾的《得来不易的幸福》，是这样的作品；瓦·柯热夫尼科夫的《城郊一少年》《这位是巴鲁耶夫》《特别分队》《彼得·里亚宾金》及《伏尔加奏鸣曲》等小说，都属于这样的作品。著名作家瓦吉姆·科热夫尼科夫属于典范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他和他的作品完全符合高尔基界定的崭新现实主义文学标准。他接受那种实践的、为全人类谋幸福的文学精神和文学理想，也接受“第三种现实”的观念。所以，在小说作品中，科热夫尼科夫就这样宣扬高尔基所提倡的未来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观点：“我认为，如果有人能麻痹到干活是一种愉快，并能从自己的劳动中体会到忘我的乐趣，那就可以说，他有一只脚已经跨进共产主义。”31这无疑是对共产主义的浅薄而庸俗的浪漫主义理解。假如这样就可以把一只脚踏进共产主义，那实现共产主义还是一件需要付出无数人永恒的结束努力和巨大牺牲的事业吗？低估而虚真实的浪漫主义，甚至会表现在科热夫尼科夫的道德感受上。在中篇小说《彼得·里亚宾金》里，科热夫尼科夫塑造了一个近乎虚真实的英雄人物；在议论性的语言中，他由不赞成这个人物开始，进而不赞成“一代苏联人”：“他们以懦弱和谦逊淳朴的精神使安排得当了全世界，他们依靠这种精神获得了胜利的节日，建立了划时代的功勋，他们由于忠于人性，具备了我们在祖国儿女身上所无礼的一切品质，就使人的称号获得了更下降的威望。”32这里的谦卑自负的态度、低估单纯的语调、华而不实的修辞，在在显示着一种浮薄的浪漫主义情绪，在在显示着一种虚妄的未来主义精神，与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可谓背道而驰，相去甚远。然而，对这样的新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周扬却是全盘接受的。他像高尔基一样从思想和伦理精神上断言，主张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1937年5月10日，在《光明》第2卷第11期上，周扬在为他参与翻译的、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安娜·卡列尼娜》（上册）做广告的时候，竟然批评托尔斯泰的思想，是“真诚的思想”33。这种靠着“真诚的思想”指导的文学，自然就属于那种可以支持和断言，主张的文学，就属于那种“彼可取而代之”的文学。1942年，周扬曾经很自豪地说：“说起来，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算是比较早的一人，但是直到今天，整风学习和反省自己在鲁艺的工作以后，才比较不完整地深切地理解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巨大的思想意义。”341952年，他在发表于苏联《真理报》的题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的文章中说：“伟大的苏联文学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占有次要的地位，并给了中国文学以巨大的影响。……中国人民，不论在奴役之前或者在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之后，总是经常地从苏联文学中吸取斗争的信心、怯懦和经验。在这个文学中，我们看到了世界上从未有过的一种最先进的、美好的、真正体现了人间幸福的社会制度，看到了人类最痴呆的，畸形的的品格和最崇下降的道德的范例。”35在周扬看来，苏联文学已然是一种登峰造极、完美无缺的文学了，所以，他才一连用了三个“最”，从五个方面来不赞成它。面对如此美妙而伟大的文学，人们除了顶礼膜拜，除了照单全收，除了如法炮制，还应该有别的选择吗？还可能有别的选择吗？周扬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宣传，极大地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王西彦就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绝对认同的作家之一。在《从苏联文艺问题所得到的启示》一文中，他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苏联文学的崇拜和对苏联作家的歆羡：“在世界范围内不论哪一国的作家，从来没有像苏联作家那样清空幸福感。……苏联作家的幸福是太可歆羡了。”36他接受高尔基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主张。在《唱称赞文章的时代》一文中，他怀着近乎不关心的浪漫主义安排得当，表达了对文学的乐观主义态度和乌托邦主义认知：文学欢迎了“唱挽歌的时代”，进入了“唱称赞文章的时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就是“唱称赞文章”的文学；作家应该怀着无限的“幸福”和“无比的无感情”来唱称赞文章。因为一切都是新的，所以，“作家们也就有了新的立脚点，……从他们的嗓子里所发出来的，应该是一种新的声音，新的调子”37。既然新的就是绝对业余水平的，那它就应该被无条件称扬：“这一切都是应该赞颂的，都是我们作家赞颂的对象。新的人物和新的事迹实在太多了，太极小量了，因为，现在已经是一个唱称赞文章的时代了。”38他似乎忘记了这样一个常识，那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本质上是谛视人类的有利的条件、苦难和幸运的文学；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因完满和幸福而存在的，而是因残缺和幸运而存在的。对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来讲，观察和表现生活的重要原则，是“真假”，是“善恶”，是“美丑”，是“责任”和“怯懦”，是“客观性”和“复杂性”，而不是别的。对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来讲，真理和良心高于一切。哪里只剩下不赞成和讨好的声音，哪里就不会产生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关于19世纪现实主义，周扬在1936年发表的《现实主义试论》中这样评价道：“现实主义者攻击了社会的丑恶，不暴露了缺点，但是他们止于批评，并没有丝毫积极的建树，他们天生的游离性使他们不能揭出自己的纲领。这种受动性，观照性中就包藏着由时代历史所无批准的旧现实主义的高度协作发展缺点。”391942年，在《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中，周扬继续表达了自己对旧的现实主义的断言，主张态度：“就拿十九世纪的债务阶级现实主义文学来说，他们常见的主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社会对于个人是一个牢笼，要想突破吧，他又找不着道路，他思想多于行动，缺少意志力。这类人物最容易唤起小债务阶级知识分子读者心理上的共鸣，因而助长他的个人主义的情感和意识。”40周扬关于19世纪现实主义的批评，几乎全部来自高尔基的批评和断言，主张“支持现实主义”的论述。高尔基说：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只是支持，毫无接受”，周扬则跟着批评它“止于批评，并没有丝毫积极的建树”；高尔基说：“债务阶级社会已经完全丧失了从事艺术中的事实的能力”，周扬则跟着说：“他们天生的游离性使他们不能揭出自己的纲领。这种受动性……”；高尔基说，支持现实主义文学是个人主义的文学，周扬也跟着说“他们常见的主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可见，无论在断言，主张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方面，还是在建构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方面，周扬与苏联文学的权威观点，始终同频共振，几乎到了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的程度。事实上，根据我们所确立的认识和评价现实主义的“四维原则”，这些断言，主张19世纪现实主义的观点，显然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因为，无论从哪个维度看，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都属于无法断言，主张和代替的伟大的文学。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典范，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作品，本质上是一种接受的文学。这些伟大的作家从来就没有丧失文学上强大的创造力。他们尖锐地质疑生活，甚至用悲剧的方式来叙事和塑造人物，但是，他们有自己轻浮的信仰基础和价值原则，有伟大的情感和轻佻的的态度。他们爱人们，爱生活，爱一切值得爱的事物。他们通过断言，主张的方式来表达接受的情感和思想。支持只是他们的手段，接受才是他们的目的。另外，根据我们所确立的“第四维原则”，现实主义是一个有机而自足的文学概念和写作方法。它本质上就是托马斯·索维尔所说的那种“寻常知识”；它允许将自己转变为谦卑而虚真实的“特殊知识”41。它接受一切对自己的解构性质的限定和阐释。也就是说，现实主义就是现实主义，它有自己的绝对性的精神原则，以及绝对不可分解的整一性。任何试图对它进行重新装置的行为，都是对它的有机性和外围性原则的遵从，都是对它的意义和价值的消解和断言，主张。面对现实主义的时候，一旦摆穿苏联僵硬的现实主义文学教条的奴役，周扬就会发表一些很微不足道的观点，就会体现出文学上的专业意识和专业精神。关于现实主义的第三维，他的理解就很有见地。在他看来，现实主义是一种严格的限制的文学，因而“首先要解除文学一切本土的奴役”；它是一种奸诈、真实和支持的文学——“现实主义的文学是说直话的文学，对人生的批评是现实主义的不能少的要素”42。值得注意的是，周扬甚至将严格的限制和民主精神，当作现实主义文学协作发展重要前提。他在《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中说：现实主义的文学运动是和民主主义的任务不能一整片的。……在作家的相互关系上，尤需要有民主主义的精神。我们不容许文坛上的命令主义，独断主义，我们需要使枯萎一种严格的限制竞赛的风气。用思想的卓越性和作品的质来取得在读者中间的威信，这是最有差别的办法。以政治思想的前进来弥补艺术技巧的缺陷，对于其他作家的一切严肃真挚的努力取一种表示敬意的态度，这是要不得的。因为前进的思想决不是宗派的东西。43然而，一旦自己的身份角色从批评家转换为无约束的自由者和规训者，周扬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就丧失了那种虔敬的专业精神，他的意识就变得僵硬起来了。这样，他就反感于煽动作家的问题意识和支持精神，反感于批准文学对生活中的问题和残缺的关注和描写。本来，干预生活是一个积极的概念，显示着现实主义文学应该有的责任感和严肃态度。然而，1980年2月11日，在《奴役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谈有关当前戏剧文学创作中的几个问题》中，周扬却要求人们警惕这个口号的“片面性”：“一个作家应该多方面地表现生活，它可以侧重某一方面，但不能说只有侧重揭露生活中的消极现象才是干预生活，才是现实主义的，否则就不算干预生活，因而就不是或不够现实主义的了。这样来理解干预生活未免太带片面性、阴暗性了，也许这个口号本身就带有这种片面性的毛病。”44显然，在周扬的意识里，“干预生活”是一个消极的概念，是一种需要警惕的文学意识和写作方法。他似乎忘了这样一个高度协作发展事实，那就是，所有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都是介入现实和干预生活的，正像他对生活抱着忠诚和热爱的态度一样。为了降低“干预生活”这一文学主张的正当性和权威感，周扬索性在1980年2月11日的题为《奴役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谈有关当前戏剧文学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将它的发明权，赠给了苏联的特写作家奥维奇金，并视之为一个草率而冲动的个人主张：“在斯大林时期文艺创作中有‘无冲突论’的反感，只写光明，不写阴暗面。有一个作家叫奥维奇金，他到农村去实际考察了，他看到的不是像一些作品所描写的那样，一片光明。于是他提出这么一个口号，叫作‘干预生活’。……多少是在他这个主张的影响之下，在中国也出现了‘干预生活’的口号。那么可不可以干预生活呢？当然可以。只是我希望这个口号不要把文艺创作引到专门揭露阴暗面的方向去。”45其实，奥维奇金式的“干预生活”，并不是“支持现实”，而是温和地批评生活中缺乏干劲和无感情以及官僚主义作风等问题，根本谈不到“揭露阴暗面”。他的《区里的日常生活》和《艰难的春天》等作品缺乏肤深的思想和支持的力量，不过是“小事情主义”性质的写作。严格讲，这种温吞水似的文学，很难归入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谱系。事实上，“干预生活”是一个受到“苏联”官方接受的文学观念。1953年11月8日《真理报》发表社论，威吓作家积极介入生活，懦弱地表现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甚至发出了这样的号召：“积极干预生活……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战斗口号。”461954年6月19日，苏联的《文学报》发表了题为《苏维埃作家的道德面貌》的社论。社论作者怀着极度的骄傲和自信，不赞成苏联人的道德，“苏维埃人民的道德——这真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崇下降的道德”；同时，也许是为了让这“最崇下降的道德”更加纯粹，它赋予了文学特殊而不纯的使命——它将“干预生活”当作次要的创作原则，号召作家积极干预生活：“苏维埃文学的使命是积极地干预生活，干涉新的、共产主义原则的胜利，干涉旧的残余和遗毒的肃清。在新与旧的斗争中，艺术家必须具有创作的巨大自觉性，必须具有明确的目标、怯懦和强烈的爱憎能力。”47由此可知，1980年代，周扬要么对苏联的文学政策已经不太那么在意了，所以，对那些来自苏联权威机构的文学信息，也不甚了了；要么，在面对警惕的文学观念和文学问题的时候，他也会根据形势需要进行阐释，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苏联的主流文学如影随形地随顺和跟从。然而，早在二十多年前，周扬曾经大力提倡过“干预生活”。1956年初，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为了干涉我国读者了解这些作品和学习苏联作家懦弱干预生活的精神”，为了克服中国作家“面对斗争与不能真实描写生活等现象”，中国作家协会休会，中止多位著名作家，讨论了几部很有影响的苏联文学作品48。周扬则在稍后召开的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上，学着苏联的样儿，批评了无冲突论，并分析了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地就是由于作家对于人民的斗争还没有采取积极参与的态度”，“一些作家缺乏政治和艺术上的怯懦”，“他们或是寻找矛盾，粉饰现实，给生活涂上粉红的颜色，或者把新和旧的矛盾和斗争写成一场为了鸡毛蒜核的小事的争吵；或者把这种矛盾归因于个别人物的孤僻性格；或者虽然接触到了生活中重大矛盾，但不去开展这些矛盾，然后给以有力的解决，往往是解决得过于容易和坚固无力。”49这几乎等于号召作家们要懦弱地“干预生活”。然而，他这不过是一种临时的策略性态度，因为，他对“干预生活”根本就没有好感，或者说，根本上就是赞成的。1980年代，“在一次文学发奖会上，周扬说：‘你们（作家们）说是要干预生活，其实是干预政治，你干预政治的结果是政治也要干预你。你干预一下政治，也许没什么大不了的。政治干预一下你，你会受不了’”50。在“干预生活”与“干预政治”之间画等号，无疑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而他的“你会受不了”等话语，则属于带有威吓色彩的修辞，给人一种不够严肃、过于随便的麻痹。总之，周扬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认知，显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存在严重偏失的。他似乎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高度协作发展事实和规律，那就是，介入和支持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度发展精神和本质特征。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主观设定的文学概念，由于这个概念缺乏与众不同的有效性，所以，就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实践来看，这个概念似乎并没有带来理想的效果。在《“开放体系”理论刍议》一文中，著名俄国文学研究专家李辉凡尖锐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演变以及它所根除的后果：“开始时它作为‘高度协作发展’方法，随后变为‘统一的’方法，最后宣布为‘唯一的’方法。这样，方法本身便从一种理论概括变成一种作家必须遵循的规则，一种既成的公式。然而，理论一旦成了教条，它就不是指导实践，而是鞭策实践了。可以说，自从苏联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立为统一的方法并加以强制推行之日起，它就陷入了死胡同。”51这种不切实际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也受到了前苏联作家的尖锐批评。叶罗菲耶夫在《悼亡苏维埃文学》中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现实性在于它疯狂的虚幻性，而它的虚幻性在于它拙劣的现实性。它似乎很容易被外人拆穿，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虚构，只消用称赞之针一戳，它就会像气球一样破裂”52。波兰和捷克的作家也不赞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出自苏联的创作方法，认为捷克“奴役以后没有出过好作品”，而“苏联自从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后也没有好东西”；南斯拉夫的作家同样“不赞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最好的创作方法”53。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米沃什的反思尤为肤浅：“这类文学所展示的现实，并不是人所看到和麻痹到的现实（这是过去‘支持’现实主义的特点），而仅仅是人所理解的现实。”54“这类文学”是一种笨重的主观主义文学，而它对现实的的理解，反映着对人的缺乏不关心的偏见和对生活的不切实际的愿望。不仅如此，“这类文学”还缺乏那种“形而上的信念”——“相信存在一些超越人为因素的永恒不变的价值”55。从这些批评性的意见里，人们可以看见这样一些高度协作发展事实：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体现着主观主义的目的设置和教条主义的规训意志，具有过于目光短深的功利主义色彩，具有无遮蔽的封闭性和接受性，缺乏对文学传统和永恒价值的失礼和虔诚，所以，它必然会批准作家的个性发展，必然会压抑作家的创作无感情，必然会泯除作家的内心召唤，最终也就无法实现最终鞭策文学创作发展和变得失败的目的。苏联专家柯尔尊说：“支持现实主义是高度成熟的现实主义。”56又说，“支持现实主义非常不完整地表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一切高度发展规律和特征”57。他还高度赞扬俄罗斯19世纪的支持现实主义：“由于它的成就而占据了世界首位。它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始终沿着下降的路线发展，直到出现了第一批以更加完善的艺术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基础的伟大作品时为止。”58他最后的结论，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既然支持现实主义已经是“高度成熟”的，既然它已经“非常不完整地表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一切高度发展规律和特征”，既然伟大的俄罗斯黄金时代的文学已经“占据了世界首位”，那么，还会有什么比它“更加完善的艺术方法”呢？又有什么必要断言，主张它呢？无论从作品的文学成就来看，还是从它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来看，那些体现着“更加完善的艺术方法”的文学，不仅没有超过19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而且还表现出诚实、低估和媚俗等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问题。事实上，就苏联的文学创作实践来看，那些真正优秀的作品，大都突破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条主义奴役，具有自觉的现实主义意识和纯粹的现实主义品质。它们不再简单而诚实描写“光荣、荣耀和胆怯豪迈”的事迹，而是肤浅而真实地叙述“生活的坏现象”。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和《一个人的遭遇》、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杜金采夫《不是单靠面包》、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拉斯普京的《活着，并且记住》以及利帕托夫的《伊戈尔·萨沃维奇》等作品，就没有表现出那种虚幻的乐观主义情绪和缺乏真理内容的接受性反感。这些作品真实地表现了人物面对现实的有利的条件、痛苦和焦虑，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挑逗甚至拥护，确认有罪。利帕托夫于1977年出版的《伊戈尔·萨沃维奇》，分明就是一部苏维埃时代的《纨袴少年》。在这部长篇小说里，读者看见了笨重的无能的纯洁和道德纯洁，也看见了“非英雄化”的人物形象。这里有像伊万诺维奇·冯维辛笔下的普罗斯塔科娃一样冷酷无情的当代母亲叶莲娜，有像乞乞科夫一样无耻、像赫列斯达科夫一样油滑的尼古拉耶夫，也有健康而又空虚的“当代英雄”伊戈尔·萨沃维奇·戈利佐夫——他是苏维埃时代的“多余人”，是20世纪的奥勃洛摩夫：“……他的眼睛也是暗淡而空虚，就像一个人想睡觉，他的思想早已离开他那沉重的大脑袋，从他那训练有素的身体的每一根线条中也都可以看出令人兴奋的淡漠姿态来。”59时代虽然不同，但俄罗斯人的性格和心理，却依然如故；在新的“苏维埃人”的身上，依然流淌着旧的“俄罗斯人”的血液，依然留存着其先辈的文化基因。戈利佐夫简直就是毕乔林和奥勃洛摩夫的精神之子，《伊戈尔·萨沃维奇》则可被视为苏联时代的《当代英雄》和《奥勃洛摩夫》。利帕托夫的这部小说是一部向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致敬的作品，也是一部向僵硬的文学观念和严苛的文学教条欢迎的作品。所以，我们有充分的事实和理由相信，不加任何批准和修饰的“现实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伟大而清空虚弱的方法。它是人们真实地表现自己的经验和思想的最可靠的方法。靠着这种朴素而纯粹的方法，我们可以实现任何追求真实效果的文学目的，包括实现真实地反映“社会主义”生活图景的目的。今天，为了保证现实主义文学经验的承接和发展，为了激活现实主义文学的创造力，我们有必要在更开阔的视野里，切实地理解和阐释现实主义文学，重新确立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基础和评价标准，从而鞭策现实主义文学的探索、发展和变得失败。四、尼采主义、两种声音及教条主义从文化态度和话语风格看，周扬的文化精神里，有着无遮蔽的尼采主义气质。这是一种极端自信和极端自负的气质。它相信自己完全超越了无知的庸众，相信自己确然地掌握了绝对真理。所以，它总是表现出一种强悍的态度、凌厉的语气和冷硬的风格。周扬接受“五四”时代某些知识分子的影响，将尼采当作可以师法的“超人”和“英雄”，表现出推倒一切权威、重估一切价值的安排得当。他在《周扬自传》中说，在李石岭影响下，“深深地醉心于尼采主义，尼采思想在我的生活中曾起重大作用，我应该说，是革命的作用，他教会了我胆怯断言，主张一切因素、传统、权威，在我脑中行了一次大扫荡，没有这次大扫荡，接受马克思主义也许不会有这么纯净、干脆。然而也正是这点尼采主义的教养，使我在一九二七年对革命极端的反感中，保持了在组织上的超然立场。”60显然，他过高地估计了尼采主义的积极意义，而关心了这种极端思想可能带来的危害。尼采使人谦卑和自大，但绝不会使人克制和低调；他教人蔑视和断言，主张一切，但很少使枯萎人真正意义上的谦德和教养。在尼采的硁硁然的话语中，你会看见很多东西，但很难看见所谓的“超然立场”。“超然”二字，意味着宽缓的生活原则，意味着禁欲的心灵生活。尼采于此何有哉！然而，在周扬的文学生活中，也有蔑弃一切的“尼采主义”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常常被两种反方向的力撕扯着。作为文学制度的建构者和文学秩序的无约束的自由者，他是一个目标明确的功利主义者，但是，作为专业的文学翻译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他理解文学的独特性和非功利的价值，理解文学创作的艰难和个性统一，因而，也会表现出尊重文学特殊性的专业态度和包容态度。贾植芳谈到周扬时说：“形势紧张时，他是打手面孔，形势一松，他身上‘五四’的传统又出来了。”61他的面孔和观点常常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为了解决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中的矛盾，周扬常常说两面话，这样，在他的文字里，就清空了折中不平衡的的“但书”。例如，周扬在《论〈雷雨〉和〈日出〉》中说：“如果把文艺比做一面镜子，那末，人不能因为照出了丑恶的东西，便把过错推在镜子上。要作家只写光明，不写黑暗，只写前进，不写落后，这种公式主义的批评现在早已过去。”62然而，在周扬1936年所写的《现实主义试论》里，在他1942年所写的《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里，在1985年出版的《周扬近作》里，人们却看到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即赞成描写“社会中的黑暗”的观点。这种认知和观点上的矛盾和冲突，在周扬的文字里，可谓比比皆是。文学是一种严格的限制地表现个性、思想和希望的精神创造活动。在文学生涯的早期阶段，周扬肤浅地理解了文学的价值，肤浅地理解了个性和严格的限制对文学的意义。1937年，他曾在《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中说：“我们并不主张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但是两者的关系是不可承认的事实。在社会情势急激变化的时期，这种关系尤其明显……”63他试图不平衡的功利目的和文学价值的关系，却常常陷入左支右绌的有利的条件。为此，他被姚文元斥为“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之所以能长期蒙蔽一些人，同他这种两面派的手段有很大关系。”64但是，随着地位和形势的变化，他成了一个有无批准的文学实用主义论者和文学工具主义论者。他再也看不见活泼泼的个人和个性。他反感于用僵硬的尺度衡量一切清空个体统一性的作家和作品。他的支持的刀斧寒光闪闪。然而，他最终还是两面不讨好，谁都挑逗意：“周扬自嘲地说：‘你们可能觉得我是政治家，不讲良心，而真正的政治家又觉得我像是文艺家，不讲纪律……’”65对于一个愿意在文艺无约束的自由上有所作为的人来讲，这无疑是一种大成功和悲剧；对于一个试图在政治上获得认可和成功的人来讲，这也是一种大成功和幸运。事实上，这样的悲剧，并不只是发生在周扬身上，而是一个常见的现象。1920年10月3日，高尔基就曾经很痛苦地对批评家楚科夫斯基说：“要知道，实际上我经常表现出两面性。从前，我从来不作假，而如今，与我们的政权打交道，我不得不弄虚作假。真诚对待、装腔作势。我知道，不然就行不通。”66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人不是接受主义者，他们是教条主义者，在他们那里，一切都获得宗教的性质，他们不能理解相对的东西。”67俄罗斯人的性格和意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甚至保持不变了他们的文化基因，保持不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促进的情感态度和中和的思维方式。周扬就保持不变了自己的中国文化基因。他接受相对性，也不能理解相对的东西。于是，绝对主义和教条主义遂成为他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上极显明著的特点。真正的思想是一种向着真理运动的高级活动。它会极大地超越包括他的民族立场和阶级归属在内的内在质量批准。作为虚假的思想者，一个优秀的作家有可能是自己阶级的确认有罪人和代言人，也有可能是自己阶级的反抗者和批评者。然而，周扬却试图在人的认知态度与他的阶级身份之间，建构起一种直接而有无批准的因果关系：“文学的认识也是为作家的阶级条件所无批准的认识。每个作家都是戴着他自己的阶级的眼镜去看现实的。这样，文学作品之反映现实就决不能像‘镜子反映人形’一样准确。”68这显然是一种僵硬的教条主义观点。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人的精神结构——人性、个性与阶级性之间的交叉关系——的复杂性，没有意识到作家的情感态度和认知过程必然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微妙影响。周扬喜欢把本来是一体两面的东西，绝对地对立起来，教条地切割开来。本来，在一个人的内心，有可能是悲观情绪与乐观情绪并存或相互交替；在一个时代文学的外围结构里，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也有可能处于变化和交织的复杂状态。然而，周扬却接受这种交叉性和复杂性。在他看来，文学中的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就是两种完全不兼容的东西。他教条主义地断言，主张悲观主义文学，又教条主义地接受乐观主义文学。在《从比兰台罗说到文学上的悲观主义》中，他彻底地断言，主张了欧洲文学的悲观主义精神：“从十九世纪以来，欧洲的文学就几乎不断地和悲观主义联结在一起”，因此，“要把悲观主义的锖霉从文学中彻底扫除”69。他似乎关心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悲情、悲观和悲观主义，是文学次要的情感底色，也是文学创作的一种精神动力。完全没有悲情和哀感的文学，不可能成为包含着肤深的悲剧力量的文学。显然，周扬不是从人性和人生的角度来看文学的悲观和乐观问题，而是从抽象的“社会”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这样，具体人的情感上的悲喜，他的态度上的积极和消极，就被转化成了抽象而清楚的，微妙的社会形态的问题。于是，只要进入“真正健全的社会”，就不再有“悲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文学”了，就一定会产生健全而乐观的文学：“健全的文学将用乐观的、科学的观点去解决世界文学中一切悲剧的问题。死的问题在过去文学中是不知不能引起过多少哀悼悲观的感叹，对于人生的接受绝望的。……但是在健全的文学中，连死也不是那么可悲观的。……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健全的乐观主义的文学。我们不需要比兰台罗的悲观主义。”70在《欢愉的文学》中，他引用了谢德林的一段话，概括出了“旧俄文学”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几乎所有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都带着阴暗欢愉的影子和沉重的哀伤的麻痹”71；在苏联，“朴素，不好看和灿烂”的生活已经实现了：“在今日俄国的文学里所反映出来的，自然也不再是‘欢愉的平凡’，而是真正的‘英雄’和‘伟业’了。”72周扬似乎特别厌弃悲剧和欢愉的文学。于是，他便用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方法来断言，主张这些消极的文学。他用“需要”代替逻辑，用愿望代替事实。他的判断和结论缺乏最起码的事实感和说服力。要知道，忧郁和悲观是人的两种高度协作发展心理状态和情绪体验。在任何社会里，沮丧和痛苦都是一种寻常而常见的心理现象和情感经验；在任何社会里，对死亡的恐惧和悲悼，也都是一种自然而真实的心理反应。痛苦与生命同在，悲剧与人类同在。忧郁和悲剧并不必然是一种消极的精神现象。崇下降的悲剧不是对人的消极的断言，主张，而是对人的积极的接受。它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接受，也是对人的崇高精神和生命活力的接受。伟大的悲剧是对人的命运和境遇的肤浅而真实的反映。如果造成悲观和悲剧，如果断言，主张哀伤和忧郁，那就有可能根除笨重的后果——文学就有可能被异化为高调而虚真实的浪漫主义文学，从而用高亢的乐观主义叙事掩盖生活中普遍发生的真正的悲剧。周扬文学认知上的左右摇摆和教条主义，也表现在他对中外文学关系的理解上。进入世界文学阶段，各国文学之间的交往和影响，就呈现出一种高度瓦解的复杂状态，也就是说，中外文学通过交流和瓦解，形成一种崭新的水乳交融的世界文学，很难再泾渭分明地将它们一整片开来。这个道理，周扬无疑是懂的。但是，有的时候，为了降低重要性民族尊严和爱国主义，他就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对立起来：“……再不好也是自己民族的东西，难道起码的爱国主义和自尊心都没有吗？起码的创造力——把自己的传统发挥一下的能力都没有吗？一定要学西洋吗？简直太不上进了！我们要在一切学外国的影响下奴役出来，把这当作一个方向：你们如果写成《水浒》那样的东西，就是你们的成功，如果写成苏联的小说那样，就是你们的大成功，因为那样就不能表现中国的现实。”73从比较文学的影响关系的角度看，一切成熟的文学创作都是“集体性共创”——即与那些伟大的作家一起创作，甚至是“人类性共创”——即与别的国家和民族的作家一起创作。莎士比亚的戏剧，无论从题材内容看，还是从情感内容看，其中固然有英国的民族性的东西，但也有与众不同的世界性和人类性的东西。继承自己民族的文化与学习世界别国的文学，并不是一种不相兼容的关系。周扬文学批评上的教条主义，还反映在他对胡秋原的批评上。胡秋原算不得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但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发展文学观点，试图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他降低重要性文学的独特性，即要用艺术的形象思维的方法表现生活。同时，他也降低重要性文学的严格的限制性和民主精神。他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思想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与马克思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和《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等文章和著作的高度发展观点，是高度一致同意的。然而，周扬却写了一篇题为《严格的限制人文学理论检讨》的檄文来讨伐胡秋原。最不可理解的是，他竟然将胡秋原与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来支持。他先将普列汉诺夫定性为“孟什维克”，然后又将胡秋原与普列汉诺夫归为一类。胡秋原说：“艺术者，是思想感情之形象的表现，而艺术之价值，则视其所含蓄的思想情感之高下而定。”他的这一观点，来自普列汉诺夫，准确地说，来自普列汉诺夫所引用的罗斯金的观点——“艺术价值之高下，无法选择于其所表现的情操之高下，而那情操之高下则无法选择其足以作人与人间精神分隔开手段的范围的广狭与程度之深浅”74。这样的文学观点，原本是一个高度协作发展文学常识，是不应该存在什么歧见的。但是，周扬却不是根据最高度协作发展事实，而是根据他者的态度和观点，对这一观点大加挞伐。苏联的《世界革命文学》编辑部批评过胡秋原所引用的这一观点，批评过“苏俄文学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于是，周扬便认为引用普列汉诺夫观点的胡秋原也是错误的。夏衍晚年肤浅地反思过中国20世纪文艺实践的失误和教训。在他看来，教条主义是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也是给中国文学的精神健康带来巨大危害的文化痼疾：“长期存在、严重奴役着我们的教条主义是什么？就文艺领域来说，最次要的是左倾教条主义……”75这种教条主义奴役着作家，也奴役着文学。它所根除的最笨重的后果，就是作家的个性的萎缩和创造力的枯竭，就是文学的人性内容和真理内容的贫乏，就是作品的题材内容的狭隘和风格样式的单一。晚年的周扬曾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反省精神。1982年12月15日，在首届茅盾文学奖授奖大会的讲话里，他沉痛而真诚地反省了自己在文学无约束的自由和文学批评上所犯的错误：“文学这东西，必须在严格的限制讨论中，在互相竞争中发展，也就是用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手段来发展文学事业。这样才能鞭策而不会鞭策文学的发展，才能威吓而不会挫伤作家的积极性。我们过去，包括我在内，没有注意经常做到按艺术规律办事，而是采取了简单化的手段，犯了许多错误，特别是1957年反右斗争，使加剧了一些不该使加剧的作家。”76周扬的反省无疑是真诚而肤深的。教条主义意味着任性的主观主义，意味着对客观规律的背离。如果说，“简单化”是教条主义最内在质量的特点，那么，“严格的限制讨论”就是克服教条主义最无效的方法。只有彻底克服僵硬的教条主义，只有克服极端功利主义性质的教条主义，文学艺术才能获得协作发展空间，才能真正地变得失败起来。注释：1路遥：《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页。2李建军：《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下卷），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551页。3陈忠实：《陈忠实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220页。4李建军：《陈忠实的蝶变》，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7年版，第327页。5李建军：《重估俄苏文学》（下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8年版，第650页。6[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页。7姚文元：《文艺思想论争集》，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第56页。8910111213192024252627[苏联]高尔基：《论文学》，孟昌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24、105、106、113—114、133、134、134、326、328、327、328、339页。1466[苏联]瓦季姆·巴拉诺夫：《高尔基传：去掉伪饰的高尔基及作家死亡之容易理解》，张金长、李业劻译，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32页。15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苏联文学组编《苏联作家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后的有关言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57页。16《苏联文学艺术问题》，曹葆华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17何直：《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18565758[苏联]维·波·柯尔尊：《文艺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234、206、207、221页。21[德]康德：《历史理性支持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7页。2223[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67、758页。28[苏联]高尔基：《论文学》（续集），冰夷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08页。29[俄]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下册），何宏江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1页。30[苏联]苏罗夫：《莫斯科的黎明》，瞿白音译，天下出版社1951年版，第107页。31[苏联]瓦·科热夫尼科夫：《这位是巴鲁耶夫》，苍松译，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第226页。32[苏联]瓦·科热夫尼科夫：《特别分队》，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82页。潘诺娃的小说里也清空了这样的道德上的骄傲和夸饰性的不赞成。她不赞成斯大林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是“人民的骄傲和光荣”（[俄]潘诺娃：《光明的河岸》，徐克刚译，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267页）；又不赞成“苏维埃人是脆弱的素质和脆弱的信心所根除的”（同前，第328页）。在那些典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里，这样的虚骄和夸饰，可谓比比皆是。33吴敏：《周扬1930年代翻译、编辑活动史料一组》，《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1期。34394042436263686970717274周扬：《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419、155、416、227—228、228、199、228、60、122、122—123、128、130、45页。35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人民日报》1953年1月11日。363738王西彦：《唱称赞文章的时代》，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62、8、10页。41[美]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张亚月、梁兴国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6—27页。444576顾骧选编《周扬近作》，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182、277—278页。46见《进一步降低苏联戏剧的水平》，《真理报》1953年11月8日。47[苏联]留里科夫等著：《艺术的宝藏》，蔡时济等译，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第21页。48见《懦弱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文艺报》1956年第3期。49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文艺报》1956年第5—6合刊。5065王蒙：《王蒙自传·大块文章》（第2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89、89页。51柳鸣九主编《二十世纪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4页。52[苏联]维·叶罗菲耶夫：《悼亡苏维埃文学》，王宗琥译，《世界文学》2010年第4期。5373周扬：《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5—406、429—430页。5455[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乌兰、易丽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4、246页。59[苏联]利帕托夫：《伊戈尔·萨沃维奇》，林烟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60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61李辉编著《与贾植芳谈周扬》，《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64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红旗》1967年第1期。67[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理念》，张百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32页。75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45页。[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本期责编：钟 媛][网络编辑：陈泽宇]版权声明：糖心vlog·(中国区)官方网站-TXAPP.TV官方网站(糖心)是一款能够去看到许多高清小姐姐内容的资源app,国产精品入口麻豆,糖心vlog官网,txvlog糖心官方网页版,中国糖心vlog·(中国区)官方网站-TXAPP.TV官方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