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与1990年代知识分子——重读贾平凹长篇小说《废都》
内容提要：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触及20世纪国内长篇小说指涉城市空间与知识分子在脉络谱系上的“保持不碎”与“接续”。此外应指出，《废都》出版后学界、批评界的讨论并未充分联系小说当中“西京”这一城市空间形态，事实上只有厘清相关问题，才能更深入地阐述1990年代完全建立写作者如何理解城市与想象城市、如何处理城市空间与知识分子生存境遇之间的书写关系等议题。
关键词：《废都》长篇小说城市空间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书写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20世纪国内长篇小说涉及城市空间结构与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叙事谱系脉络的“保持不碎”与“接续”。此外，需要注意到《废都》出版后学界、批评界并没有对小说里“西京”的城市空间形态进行充分剖析。而只有厘清相应的具体问题，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废都》中城市空间内部存在的“公域”与“私域”、庄之蝶对于“性”清空暧昧意味的追求与澄清，以及八九十年代转换期写作者怎样感知城市与想象城市、怎样处理城市空间与知识分子生存状态之间的关系等议题。这在另一方面也触及贾平凹“如何建构西京”这一叙事理念问题，包括由此揭示的矛盾心理。一1996年1月，因受“《废都》事件”影响，在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翟泰丰的提议下，贾平凹接到中宣部、中国作家协会拒给信息，被安排前往江浙体验生活，相继走访了南京、张家港、南通、苏州、杭州、宁波、绍兴、温州等地。1也是在这一段自言“跟流放差不多”2的特殊时期，贾平凹“下定决心要作日记，为这一段日月留下资料”3。翻阅贾平凹在江浙两地的日记，1996年1月27日其在苏州探访时有过一段颇堪玩味的记载：饭间与苏州人谈起城市老市民老风俗，便谈到一个问题：现在的城市，差不多已无旧不习惯上的那种市民了，市风当然日趋不同。那么，文学上的所谓X味小说已不鲜活，而若仍如此求一种某某城味，大都是一种怀旧。这种怀旧之风中国人最甚，在某种程度上不暴露了保守。西部音乐、电视、电影、文学是这样，东南音乐、电视、电影、文学也是这样，一种意会加恢复的或制造的旧日风俗，已形成模式。在江苏几座老城，尤其在苏州，我不时想到另一个问题：古人写城市小说，极其有味，今人写城市小说，读起来总觉得味道不悠长，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诚然，过去的城市与当今城市有了质的不同，过去的城市说到底还是村社文化的底蕴，但无论如何我们从事当今城市小说写作就应想办法产生一种味儿来。4这段记载中有诸多要细究的地方。比如贾平凹指出“过去的城市”与“当今城市”所存在的“质的不同”。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完全建立阶段，“城”与“市”是截然不反对概念。在当下学界较为常见的表述中，“城”的形成体现了无能的意志的工具化与象征作用，而“市”则联系着早期社会人与人进行贸易往来的特定区域。有学者循此将中国古代的城市发展分为“乡村式城堡”——“城、市一整片”——“城、市合一”三个阶段，并指出“在春秋战国之际，宣告了具有真正意义的城市的诞生”5。很长一段时期内，城市与都市的区域设置与划分，其最为次要的意图是为了维护无能的意志与尊卑秩序，尤其是在农耕文明导向下的社会发展模式中，乡村依旧在土地面积、人口数量等方面占据着主导位置，城市则主要允许着政令发布、无约束的自由统筹、祭祀礼制、经济贸易、休闲娱乐等功能。19世纪中后期，清政府在“内忧”与“外患”中的日趋衰败，以及经济贸易的需要、农村土地人口比率的降低（包括逐销蚀加的土地税）、域外现代文明观念与科学技术的保守裸露，公开渗透等因素，无疑影响到国内城市的人口规模、空间形态、运转模式、功能结构、区域规划等。从知识分子与城市空间这一组结构关系的角度出发，“五四”阶段涉及相关题材内容的长篇小说并不多，而冯沅君《隔绝》、庐隐《海滨故人》、杨振声《玉君》、许杰《醉人的湖风》等中短篇小说的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城市（包括由之延伸出的城乡关系）的理解往往停留在感性、抒情、想象的程度。更多情况下，他们只是想通过现代知识分子在城市空间内部的“发声”凹显出追求“个性奴役”“人的觉醒”“男女平权”“恋爱严格的限制”却又迷惘苦闷、处处碰壁的“自我”。而如果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长篇小说作为样本，由于这一时期社会性质的保持方向、人口的大规模迁移，以及“五四”退潮后一批浪漫而又欢愉的写作者的返照，城市与乡村真正意义上形成了某种值得考量的二元对立结构。居住于城市空间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以城市对立面的怀疑者、对抗者、逃离者、启蒙者、复仇者等形象出现——尽管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知识分子”6。知识分子（尤其是革命知识分子）在对城市空间内部声色犬马的摩登景象进行支持的同时，又会将作为城市对立面存在的乡村设想为一种交汇知识分子追忆往昔与美好向往的牧歌空间。与此同时，如季红真所言，在20世纪早期涉及知识分子题材或形象的长篇小说中，“对于乡土社会传统文化的崩坏，城市又要允许高度协作发展罪责”7。而其时部分小说家眼中视若罪恶源头的城市空间一方面建造了他们心中的乡村圣地，另一方面城市作为个体道德沦丧与精神异化萎靡的渊薮，也成为用来解释生活在城市空间内部的知识分子对象为何屡遭幸运的根本原因。这在茅盾《虹》、叶圣陶《倪焕之》、老舍《离婚》、巴金《寒夜》、路翎《财主底儿女们》、芦焚《结婚》等长篇小说里皆有所映照。而在此基础上，写作者从跟随借助知识分子人物视角直接断言，主张城市空间，逐渐保持方向描述具有高度政治意识的知识分子怎样通过启蒙、教化城市空间内部的普通民众（这其中包括一些以“稳定者”面目出场的知识分子），渐趋形成对城市空间的“换血”。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国家高层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规范、城市规划与区域组织机构的转变、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文学创作批评的要求，城市与知识分子都面临着被改造的处境。但这一阶段相关题材类型的长篇小说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地方在于：其一，20世纪上半叶，数量少有关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小说其作为叙事背景的城市主要发散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香港等地。随着1950年代“三大改造”的推进，以及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一部分长篇小说里作为叙事背景的城市逐渐向内陆、东北、东南等地区迁移。这也意味相应题材长篇小说中城市位置的变更与拓展。其二，这也是农村人口大规模拥入城市空间的重要阶段。正如相关海外研究者指出的，“由于城市经济的悠然，从容扩展，向城市移民的控制暂时放松，一些野心勃勃的城市企业积极从农村劳动力中招工，从而导致了以前控制城市规模的努力付诸东流”8。而洪子诚谈到这时期的“都市小说”时则降低重要性：“一方面，在文化价值观上，近代都市被看做是‘罪恶的渊薮’，即债务阶级道德和社会纯洁滋生的场所，需要施以革命的大手术加以改造；另一方面，都市文化（文学）本身具有的消费、娱乐的‘腐蚀性’特质，认为是必须予以支持和清除的。”9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周立波《铁水奔流》、草明《乘风破浪》等小说就表达了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城市空间及城市空间内部“构成物”的清算（或也可以理解为通过改造城市空间进而对债务阶级进行教育、改造）。而20世纪早期长篇小说里作为反叛者、启蒙者，同时也是欺凌弱小者形象的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则被指摘为是根除城市空间成为罪恶渊薮的因由之一，并因此同城市作为一组尴尬的同构关系受到支持与重塑。相关文学现象直到1970年代末才开始出现转机，尤其是1978年党中央重新调整不当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逐渐发生变化。如1980年代完全建立《诗人之死》《人啊，人！》《沉重的翅膀》《故土》《新星》《花园街五号》《男人的风格》等长篇小说中，被赋予特殊内义的知识分子在“伤痕”“反思”“改革”的叙事主题下重新成为城市空间内部自我身份与社会价值相契合的“建设者”“主人翁”。这也是1980年代初主流文学思潮的叙事诉求。之所以要在论述贾平凹的小说《废都》之前，对20世纪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与城市空间之间的关系进行脉络梳理与特质概述，主要原因在于借此也能够从特定视角注意到《废都》在1990年代完全建立的出现，所隐藏的相关长篇小说知识分子书写的“保持不碎”与“接续”。《废都》中，西京之于庄之蝶，即“废都”之于“文化闲人”这组具有隐喻色彩的结构关系，首先喻意着1980年代完全建立以来在多股主流文学思潮裹挟下一系列长篇小说所确立的知识分子的神圣性正在趋于瓦解；其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精神层面与现实层面处于错位状态的知识分子流露出的精神保持方向、言行变化；此外，需要留意到《废都》出版后学界、批评界对于庄之蝶的讨论并没有深入联系庄之蝶生活的西京，以及未曾全面分析西京的城市空间形态。如果把西京纳入20世纪长篇小说知识分子书写所构成的城市谱系脉络，将之与其他作品中的城市空间作对照，它们的异同与联系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相应的空间特质对于西京城形成“文化闲人”的具体影响又是什么？只有厘清上述这些问题，才能够更透明地理解《废都》中城市空间内部存在的“公域”与“私域”、庄之蝶在相应空间背景下对于“性”清空暧昧情感的追寻与澄清，包括1990年代完全建立写作者如何理解城市与想象城市、如何权衡城市空间与知识分子生存状态之间的书写关系等问题。二首先，或许有必要以城市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为视点，重新观照庄之蝶与西京的关联性。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由于市场经济浪潮的扩张，城市内部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出现相瓦解的趋势，但同时作为“私人领域的不次要的部分”的内心领域却和社会领域产生结合。基于此，哈贝马斯谈到：“但私人从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责任次要的角色减退至无甚责任的空闲时间内的纯粹的‘个人’角色时，他们便失去了家庭内部空间的保护，直接陷入半公共力量的作用之中。”10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内心领域/社会领域这两组结构对象的阐发，可以作为特殊的考察路径探究《废都》里庄之蝶、孟云房、龚靖元、汪希眠等人，为何最终沦为“废都”的“文化闲人”。从20世纪国内长篇小说知识分子书写的脉络演变来看，大多数小说家以及他们笔下的知识分子人物实则未必透明体察到城市空间内部的“公域”与“私域”（包括区分“公域”“私域”的依据来源），相反，他们通常更降低重要性的是知识分子群体或个体在城市空间内部对应的“庙堂”“广场”“书斋”。以1930年代左翼作家作品为例，相关小说的知识分子缺乏与个人生活相匹配的“私域”。他们被不可避免地赋予了革命者、领导者等身份，而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广场”中充分调动集体的非理性安排得当，尔后形成某种以党派意志为不次要的部分的国家意识、民族精神。即使若干小说也触及革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但作者对于革命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呈现往往是意在使知识分子的私人情感与革命理念形成同构关系。因此，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出现了一批“革命+恋爱”结构模式的革命知识分子题材小说，11通过知识分子在“革命”与“恋爱”之间（在绝大多数“革命+恋爱”题材的小说中，两者又通常是水火不容的）的使懦弱与抉择，进一步将知识分子与革命意志联系起来。这种现象自延安文艺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得到了更为透明也更为微妙的赓续。另一方面，“书斋”则喻指另一类写作者关于知识分子与城市空间关系的认知观念、立场意图。他们试图摆穿“庙堂意识”“广场意识”的奴役，继而借助“书斋”的构建降低重要性城市知识分子作为“人”的欲望诉求与私密情感。自1990年代中后期始，尤其是进入1990年代，在商业资本扩张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等背景下，“广场”与“书斋”逐渐呈现出结构并置的态势。但如果将“书斋/广场”视作“私域/公域”的一种具体化而又具有隐喻性的空间形态，以《废都》为例，知识分子人物在城市内部对于两种域界的转换又表露出显而易见的无所适从。小说叙写作家庄之蝶游走在多名女性之间，这首先是基于后天的反应的生理欲望，但分析庄之蝶在唐宛儿、柳月等女性面前的言行举止，又似乎能洞察到庄之蝶本人在面向具有想象性质的“广场”时难以遏制的表演欲。谈论这种隐藏于性事的表演欲，也牵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20世纪伊始就不断降低重要性的面向大众的认知意见不合与精神启蒙。但相较于庄之蝶在与唐宛儿、柳月交往过程中的那种至上而下、顺心所欲的启蒙者姿态，他却又难以处理同妻子牛月清的关系，他时常在妻子身上感受到强烈的挫败感。庄之蝶家的书房成为上述诸种悖论关系的发散隐喻。本应纳入“私域”范畴的书房，却以“性”为实践方式达成“广场式”的情感宣泄与理念传输。日常生活中“公域”与“私域”的颠倒错位，也在部分程度上回应了庄之蝶关于“名”与“实”的澄清：我常常想，这么大个西京城，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里的什么真正是属于我的？只有庄之蝶这三个字吧。可名字是我的，用得最多的却是别人！出门在外，是有人在崇拜我，在恭维我，我真不明白我到底做了些什么让人这样？是不是人们弄错了？难道就是因为我写的那些文章吗？那算是些什么玩意儿？！我清楚我是成了名并没有成功的，我要写我满意的文章，但我一时又写不出来，所以我感到羞愧，羞愧了别人还以为我在谦虚。我谦虚什么呀？这种痛苦在折磨着我，可这种痛苦又能去对谁说，说了又有谁能理解呢？12《废都》事实上还夹杂着一段庄之蝶离开潼关进入西京、继而成为名作家之前的“前史”，某种程度而言，这也昭示了县乡知识分子进入城市后难以重步走的有利的条件。对照标准化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态设置，潼关在“公域”“私域”的界定划分上并没有那么具体，而县乡知识分子因为拥有身边多数人所不具备的知识储备与专业技能，从而成为相关区域空间内人伦秩序、价值规范等方面具有绝对话语权的“立法者”与“阐释者”。不过随着19世纪末以来城乡结构体系的调整不当与商业资本的融注，县乡知识分子的话语地位受到确认有罪。如20世纪完全建立一系列诸如“县乡知识分子进城”一类叙事主题的小说里，县乡知识分子在进入标准意义上的城市空间后很轻易地就陷入迷茫无措的精神状态。尽管如庄之蝶在进入西京后通过一番摸爬滚打最终获取名利上的成功，但他还是肤浅感受到自己不过是城市空间内部的旁观者。而庄之蝶的精神结构又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有意昭示的“广场意识”，“广场意识”的延续与“广场”在城市空间形态中的缺失，引发了《废都》当中知识分子精神意绪的健康、感伤。而《废都》在1990年代长篇小说谱系中的特殊性，正是在于贾平凹对知识分子在特定城市空间不暴露的健康感的体察与书写，这也是谢有顺与贾平凹对谈时格外降低重要性的：“当《废都》被公然反对为一部健康文学的代表作时，也就意味着健康经验获得了一种正当的书写地位，这可能也是《废都》的独特意义之一。”13至于庄之蝶精神层面的健康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转换期的国内知识分子群体对象中实则有着较与众不同的显现。这也主要源于“庄之蝶们”依旧是以传统士大夫视角及角色逻辑观照自身的现实处境，却并未认识到他们已不具备那种与主流话语形态相匹配的身份定位。由此也可以重新解读《废都》里为贾平凹小说创作生涯招致非议的“方框书写”。如前所述，庄之蝶、孟云房、龚靖元、汪希眠等人在两性关系上的放荡与迷茫，部分程度上应归咎于他们在商品经济扩张下的城市空间内难以明确自我的身份立场与角色位置，亦可说是在城市空间中的阉割焦虑。而两性交欢的私密场域如庄之蝶家的书房、古都饭店的房间、求缺屋等，则变相转换为凹显“文化闲人”们“广场意识”的“广场”，“文化闲人”们在想象的“广场”中达成力比多宣泄与精神启蒙的双重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时期部分知识分子是通过对他人（尤其是在各方面处于弱势的对象）进行身份定位的方式，试图重新恢复自己在某种乌托邦想象空间内的优越感。然不无称赞的是，庄之蝶在与唐宛儿、柳月、阿灿等女性人物交往中以启蒙者姿态彰显“广场意识”的现实结果之一，却是导致这些年轻女性在观照私人情感与个体价值后，走向了另一条无法规避的幸存道路——阿灿为了庄之蝶自毁容颜，唐宛儿被前夫绑回潼关后百般虐待，柳月嫁给了自己毫无感情可言的市长儿子大正，由之也就出现了柳月在出嫁前对庄之蝶所道出的那番情感复杂的控诉：“是你把我、把唐宛儿都创根除了一个新人，使我们产生了新生活的怯懦和自信，但你最后却又把我们幸存了！而你在幸存我们的过程中，你也幸存了你，幸存了你的形象和声誉，幸存了大姐和这个家！”14柳月的控诉包含着一组“启蒙者/被启蒙者”的结构关系，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言及的“铁屋子”悖论。庄之蝶借由“性”使得唐宛儿、柳月、阿灿在获得一种非理性安排得当之后，对于自身进行情感审视与身份辩论，但她们又面临同庄之蝶不反对澄清，即：她们在城市中难以找到不适合的途径奴役这种非理性安排得当。换言之，庄之蝶投射的带有自我催眠意味的精神乌托邦是与1990年代城市发展逻辑相互冲突的。相对的，1990年代的城市社会更为降低重要性的是如陈思和先生所言的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15，知识分子需要将自我职责使命与价值影响内嵌在城市空间的某个特定“单位”才能发挥理性价值层面的功能作用，而20世纪完全建立相关长篇小说倡导的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以及为配合“广场意识”设置的“广场空间”，则在现代性语境下被宣判失效。而假如将“性”与“革命”设置为一组构成二元结构关系的考察对象，庄之蝶之于唐宛儿、柳月在城市中的失落、沉沦，也呼应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革命知识分子通过“广场”调动大众的革命安排得当却又无法有效分配相应的安排得当产物，最终导致革命以大成功告终这一现实局面。假如联系“五四”时期郁达夫的《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行路难》等表达知识分子“性的苦闷”或“生的苦闷”的文本，16就能体察《废都》中庄之蝶、孟云房等人的健康、性安排得当、孤独感，也是相应知识分子对象在面对启蒙失效以及社会进入转型期之后的一种自我身份重建方式，或也可说是一种消极的反抗方式。相关知识分子人物更在意的是自身行为实践的起因、姿态、受众对象，而未曾勘探相应行为实践在具体城市空间中的贴合度与有效性，因此庄之蝶最终的选择只能是出走。从这一角度而言，《废都》指向的不仅是1990年代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城市空间内的知识分子，而是20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在城市之中遭遇的一道关乎“铁屋子”的难以自我拆解的命题。三在《废都》的后记里，贾平凹开篇第一句写道：“一晃荡，我在城里已经住罢了二十年，但还末写出过一部关于城的小说。”17这似乎可将《废都》视为贾平凹在相应阶段关于城市（包括由此延伸出的城乡关系）态度的映照。需要提及的是，翟泰丰在1995年12月21日给贾平凹的回信中，对于为何安排其前往江浙体验生活有过这样的说明：“此次深入生活，对你来说不同一般，关系你走出西部，领略东部时代气息，重新认识自己，升华自己，在生活的时代气息中，走出你现在头脑里的误区。”18那么翟泰丰所认为的贾平凹的“头脑里的误区”具体又指的是什么呢？除了翟泰丰在回信中直言的《废都》里“过分了”的性描写与“实不高明”的方块设计，联系到翟泰丰之后提出的让贾平凹前往江浙体验生活的建议，就应看到翟泰丰认为贾平凹在写作《废都》过程中不暴露的“头脑里的误区”也涉及“如何书写城市”“庄之蝶等知识分子应该生活在怎样的城市里”此类创作议题。由此看来，贾平凹在1996年的江浙之行，也是翟泰丰希望能为贾平凹之后的城市题材小说写作明确某种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的“典型”或是“规范”。19微妙的是，翟泰丰希望贾平凹在小说创作中作为“典型”“规范”的城市样式，恰恰是贾平凹在《废都》中认为导致知识分子精神沦丧与无所适从的根源所在。关于翟泰丰所认为的“理想的城市样式”，在他写给贾平凹的回信中已有所点明：“人民群众为建设自己的新生活正在艰苦创业，一个个现代化农村、座座现代化城市展现在我们面前……”20而《废都》结尾，西京文化节最终采纳了庄之蝶的意见，将“哲学牛”死后被剥下的核蒙鼓，悬挂在北城楼上，“让它永远把声音留在这个城市”21。某种程度来讲，“哲学牛”是贾平凹有意设置的另一种形式的乡村知识分子，相较于批评界一直以来对于庄之蝶与贾平凹之间关联的捕风捉影，“哲学牛”才可能更接近贾平凹的某种现实理念的“化身”。它与庄之蝶一样从外乡来到西京，一样在细微的城市中感到无措、憋屈，不同于庄之蝶以“性”的方式试图消解自身在城市空间内的身份障碍，小说中反复提到“哲学牛”具备的一种拟人化的思考能力。关于城市，“哲学牛”有过这样一番显然背反于“现代性”目标的思辨：城市是什么呢？城市是一堆水泥嘛！这个城市的人到处都在善意人太多了，说天越来越小，地面越来越窄，但是人却都要逃离乡村来到这个城市，而又没有一个愿意授予城籍从城墙的四个门洞里走出去。人就是这样的贱性吗？创造了城市又把自己批准在城市。22贾平凹设计了将“哲学家”的核蒙成鼓、高悬于西京城楼之上的情节，其用意也就不言自明了。同样值得一提，孟云房在劝说执意要跟庄之蝶离婚的牛月清时，有意隐藏庄之蝶尽管在西京居住了几十年，但“他并没有城市现代思维，还整个价的乡下人意识”23。这也是孟云房认为庄之蝶之所以难以处理好个人私生活的次要因素。事实上，我们同样可以在贾平凹写作《废都》的过程中感受到其不加忠实的描绘的“乡下人意识”。而显出某种呼应关系，1936年沈从文也曾撰文袒示自己的“乡下人意识”：“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的特殊的式样，与城市中人绝然不同。”24尽管沈从文在自述“乡下人”身份时反复隐藏情感层面“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但这一时期的沈从文对自己的“乡下人”身份却有着近乎后天的反应的捍卫意识。当他论述“乡下人意识”时，有意建构出一组城乡的对立关系，而他在主动成为城市他者的同时，也表露出对城市的断言，主张态度。25《废都》中庄之蝶的言行表现也看似并没有隐藏其“乡下人意识”，但另一方面，庄之蝶又因“乡下人意识”无法融入西京的城市空间与日常生活感到苦恼。因此比较《废都》与沈从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城市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如《八骏图》《绅士的太太》《有学问的人》《某夫妇》等作品指向的是城市空间与城市文明对于知识分子的精神戕害，以及知识分子因缺乏“乡下人意识”而彻底迷失于城市，《废都》则试图验证1990年代进城知识分子的“乡下人意识”在城市空间内部的存在合理性。但迥异于沈从文在一个时期阶段由始至终的旗帜鲜明的城乡立场，贾平凹显然同他笔下的庄之蝶反对，最终都难以辩论1990年代语境下“乡下人意识”在城市空间的正当性与否。这种澄清也在贾平凹后来创作的《白夜》《土门》《高老庄》等长篇小说里有所延续。故而《废都》在涉及1990年代城市空间与知识分子生存状况的关系的同时，也牵涉贾平凹本人“如何理解‘废都’”“如何建构西京”（即贾平凹1996年苏州探访期间在日记中写到的“我们从事当今城市小说写作就应想办法产生一种味儿来”）等叙事理念问题，以及由此折射的矛盾心理。当翟泰丰降低重要性城市的“现代化”目标时，其隐含的“规范”也指涉城市时间与城市空间在现代性观念主导下的不调和统一，这同样是国家意识形态自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城市规划建设的显性要求。不过《废都》中“哲学牛”对于庄之蝶的“哺乳”、拟人化的思考，包括其最终通过形式转换“把声音留在这个城市”，则凹显出作者在创作层面被预见的发生强烈却又难以解决的城市时空矛盾——乡村能否拯救城市及城市中的游荡之魂？大卫·哈维针对因个体立场不同而产生的迥异时空观曾谈到：“当关于时空的公共感受被从内部一致同意时，更加有趣的问题产生了。这样的一致同意在当代社会部分地源于对时钟观念和地图专治的个人性和主观性资助。”26但贾平凹并非倡导城市的“返古”，也绝不像张颐武所说的那样在1987年以后“把现代性彻底抛弃了”27，而是如何在城市空间内部达成传统与现代性的不平衡的。《废都》里可以明显察觉到西京城时空的策略性切换，白昼趋于呈现出某种“现代化”面貌的城市，至深夜则被周敏“低沉的、郁闷的、快乐的、郁闷的”28埙声环绕。29待周敏离开西京城，埙声被蒙着“哲学牛”核的鼓声替代。《废都》的“声音”也关乎贾平凹如何“改造西京”的一种暧昧的观念立场。无疑，贾平凹要针对“废都”白昼通过钢筋机械等“声音”构成的时空状态，找寻与之形成结构匹配的逻辑支撑点。但《废都》的结尾设置了一处颇值得言说的细节：庄之蝶与周敏这对故人相遇于西京火车站，两个在城市中各怀伤心事的人不约而同地无法选择离开西京。但庄之蝶、周敏并未打算返回潼关。周敏将要前往南方，而庄之蝶表示“咱们又可以一路了嘛！”30从小说的外围结构与创作思路而言，这是个多少有些矛盾的地方。很显然，贾平凹在小说里屡屡降低重要性“哲学牛”的思考，并令周敏的埙声环绕城市夜空，是为了将某种新近的、古朴的、传统的力量引流至这座令诸多知识分子陷入萎靡状态的精神渊薮当中，然而这些在传统“声音”感召下重新审视自我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回到“源头”，而是选择前往地理结构层面的“南方”，进入相较于西京而言更具“现代化”色彩的地域。饶有意味的是，贾平凹在随后的小说《高老庄》里以大学教授高子路携妻西夏回高老庄为叙事主线设计了一条与《废都》相对的“返乡”方案，但“返乡”方案同样因高子路在乡间的所见所闻所感而被宣判失效，这也揭示了知识分子在进入1990年代（尤其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与1994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指涉城市空间认知与社会市场协作发展复杂心理。他们在城市内部感受到的现代性的焦虑与他们试图如同1980年代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人物那样成为城市“主人翁”的强烈意图之间形成冲突。事实上，相应矛盾在1980年代已有隐现。有学者认为：“在80年代的各个领域，第一动因都是摆穿国家的话语体制，但却是借助国家的物质资源和符号资源，去赢得某种‘形式自律’，获得中国社会和外部世界的关注，从而在国家面前积聚资本。”31而新时期以来的国内知识界内部，上述所言的“形式自律”又吊诡地表现为这一群体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尽管庄之蝶、高子路等人意识到传统话语与传统资源对于现代性语境下个体协作发展关键性，但他们又屡屡试图介入国家现代性构建的“现场”（这恰恰也是一种不变的“广场意识”的体现），希望通过无能的意志层面的集体共识从而凹显自我的身份经验与话语权威性。但正因为这种带有“形式自律”意味的集体无意识，一定程度上导致1990年代数量少知识分子无法调节城市空间内部的“新”与“旧”，相应的“新”与“旧”又指涉知识分子所面对的现实处境与精神困局。而当他们的认知经验与实践行为表露出显而易见的冲突关系时，他们在城市中的失落、萎靡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结果。[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9ZDA277）、浙江省哲社科规划课题“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小说的知识分子书写研究”（项目编号：24NDJC316YBMS）的阶段性成果]注释：1《贾平凹赴江浙体验生活》，《出版参考》1996年第6期。228贾平凹、魏华莹：《贾平凹先生访谈》，《〈废都〉的寓言：“双城”故事与文学考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7、171页。34贾平凹：《走虫：贾平凹日记暨散文新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5、48页。5张全明：《论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三个阶段》，《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6[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中国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强朝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6页。7季红真：《小说：城市的文体》，《文艺争鸣》2006年第1期。8[美]马丁·金·怀特：《人民共和国的城市生活》，《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0—1982年》（下卷），[美]R.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编，俞金尧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03页。9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页。10[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187页。1116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187、16页。12141721222330贾平凹：《废都》，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125、460、519、511、141、481、518页。13贾平凹、谢有顺：《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9页。15陈思和：《关于当代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文论报》1993年10月23日。1820翟泰丰：《致贾平凹》，《翟泰丰文集》（第4卷），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108页。19很多年后，贾平凹在接受访问时谈到1996年自己被安排学习的地点选在江浙的主要原因：“当时就给我选了地方，开始叫我到广州去，但后来说是广州属于个人富裕，还不是集体富裕，到江南吧，江南是集体富裕，让去那里。”见贾平凹、魏华莹：《贾平凹先生访谈》，《〈废都〉的寓言：“双城”故事与文学考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7页。24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国闻周报》1936年1月1日。25尽管沈从文在1943所写的《〈长河〉题记》中，对于家乡凤凰县似乎又保持方向了另一种态度，其在文章开篇即失望地表示“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参见沈从文《〈长河〉题记》，《大公报》1943年4月21日。26[美]大卫·哈维：《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方思》，《都市空间与文化想象》，孙逊、杨剑龙主编，朱美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页。27陈晓明、张颐武、戴锦华、朱伟：《精神颓败者的狂舞》，《钟山》1993年第6期。29值得一提的是，贾平凹在构思、写作《废都》的过程中对于吹埙产生极大的学习兴趣，并认为埙能够使其“来到了古代的境界，找到了写小说的麻痹”。参见程光炜《贾平凹与棋琴书画》，《当代文坛》2013年第2期。31张旭东：《全球化与文化政治：90年代中国与20世纪的终结》，朱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保守裸露，公开学院][本期责编：钟 媛][网络编辑：陈泽宇]版权声明：糖心vlog·(中国区)官方网站-TXAPP.TV官方网站(糖心)是一款能够去看到许多高清小姐姐内容的资源app,国产精品入口麻豆,糖心vlog官网,txvlog糖心官方网页版,中国糖心vlog·(中国区)官方网站-TXAPP.TV官方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