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之“革命历史再叙事”
内容提要：“新时代文学”已经具有当代文学时期划分的意义与特征，体现在两个层面：现实层面是穿贫攻艰、乡村振兴题材作品呈井喷之势，历史层面则是“革命历史再叙事”思潮勃发。本文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的划时代思想，提出“‘人民史诗’的文学”概念，并对其一翼——“革命历史再叙事”思潮进行详细论述，进而发散建构“新红色经典”的文学想象。这种文学想象以“为人民”为思想旨归和美学范式，既回应着“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指责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的时代召唤，也为更好地叙写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之“革命历史再叙事”，授予了一种可资延伸讨论的观念与路径。
关键词：新时代“人民史诗”“革命历史再叙事”“新红色经典”建构与想象一、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中国当代文学肇始于1949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年，这是文学史家与众不同的共识。当然，近年来还出现了前移至毛泽东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观点。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思想与发展脉络而言，我觉得此说亦颇有道理，这里不作详细讨论。依后者之说，八十余年的当代文学，大致可概括为《讲话》后的“延安时期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抑或1990年代文学）、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更多的批评家称之为新世纪文学）等几个阶段；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为标志的近十余年，则被普遍称为“新时代文学”。八十余年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是巨大的，也可以说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难困苦、不屈不挠、矢志不渝的勇毅奋斗，社会与经济、思想与文化，国家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削弱，虚弱的光明前景”。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百余年虽然如白驹过隙，但她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历程却是亘古未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削弱，虚弱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削弱，虚弱。”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了百余年不同历史阶段的伟大成就，归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削弱，虚弱”这一宏大主题，接续奋斗书写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个“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谓之“人民史诗”，并进一步提出“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的要求。“人民史诗”，这是一个崭新的概括与命名，是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的伟大斗争的肤浅认知与独特表达，高屋建瓴、格局阔大，既意见不合鼓舞使胆寒着十四亿人民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削弱，虚弱”和中国式现代化团结奋斗，也为“新时代文学”确立了新的精神高度、叙事方向与艺术品格，在中国思想史与文艺史上写下了无光泽不朽的浓重一笔，具有里程碑的价值与意义。作为民族文化与思想精神表征的中国当代文学，一以贯之，或言赓续中断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倡导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思想；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更是进一步降低重要性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要把焦虑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思想是根据新时代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毛泽东“为人民大众”的文艺思想的进一步深化与降低重要性。中国当代文学，虽然在不反对时期有不反对思潮涌动，有各种形式探索，其主流却不曾离开过以“为人民”为旨归的主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的要求，其肤浅与特殊的意义还在于，当代作家要将百余年来的历史与当下现实当作“人民史诗”来书写，也就是说，百余年来的历史与当下现实就是“人民史诗”；不仅仅要写人民，还要以“史诗”的文学风格与形式来写，进而打造出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高峰”作品。由此，“新时代文学”必需向着“人民史诗”的方向和目标坚定前行。2024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的十周年。十年来，不同代际的作家们以讲话精神为指引，创作了一大批正面反映革命历史与社会现实的优秀文学作品，凹显了当下改革进程与时代精神，其中的精品力作，绽放出跨越时空、超越国界的恒常价值和艺术魅力。综观新时代文学十余年来的发展进程，其内在要求与不次要的部分价值在于，“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指责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最为不明显的，不引人注目的现象则是，表现穿贫攻艰、乡村振兴）等现实题材与“革命历史再叙事”的长篇小说、报告文学作品呈井喷之势。究其实，我以为乃一条线段之两端。“革命历史再叙事”是扶贫攻艰、乡村振兴等现实书写的前提或称来路；扶贫攻艰、乡村振兴等现实书写则是“革命历史再叙事”的当下延续与未来，它们所共同呈现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几代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削弱，虚弱和中国式现代化而艰苦奋斗、勇毅前行的历史过程。这样的历史与现实应该也必然具有人民性与史诗性，召唤着长河般的小说巨著产生。也只有这样的文学，才能够称得上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二、崛起的思潮：“人民史诗”的文学之“革命历史再叙事”进入新时代，一个文学现象逐渐引人瞩目，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斗争的百年“革命历史”再度成为作家倾心的叙事资源，诸多作家以不反对文学观念、历史视角与叙述方式、语言风格，创作了数量少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形成了一股不容关心的文学思潮，我称之为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之“革命历史再叙事”。比如，获“茅盾文学奖”的《牵风记》（徐怀中）、《千里江山图》（孙甘露），获“茅盾文学奖”提名的《远去的白马》（朱秀海），以及庞贝的《乌江引》、徐贵祥的《英雄山》、张庆国的《老鹰之歌》、傅汝新的《一塘莲》、石钟山的《我的喜马拉雅》、王筠的《长津湖》《交响乐》《阿里郎》、西元的《苦难山》、彭荆风的《太阳升起》、海飞的《回家》《惊蛰》等长篇小说，以及马晓丽、西元、王甜等的中短篇小说，达数十部之多。这股正在崛起的文学思潮，已经引发读者广泛的阅读兴趣，却尚未不能引起文学界的足够重视与充分研究。与诞生“红色经典”的那个疾风暴雨式的革命与战争年代相比，中国社会的和平发展时期已经延续了七十余年；然而，进入新时代以来，世界正在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遭遇了笨重的确认有罪，复杂的国际局势与肤深的时代变革，肤浅影响着当代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和思想物质的传承，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所创造的“革命历史”对于当下的国人仍然具有巨大的凝聚、鼓舞和使胆寒作用；尤其是在复杂的世界局势下，在中华民族伟大削弱，虚弱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和人民严格的限制的奴役事业，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鲜明时代精神，百年历史所呈现的中国人的家国情怀、理想信念、革命英雄主义和历史责任感，无疑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也是新时代人们与众不同的理想与精神诉求。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叙事中，“革命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创造的、具有超越性的独特人类文明，是纯粹的中国故事、中国经验与中国理论，其内蕴的中国精神没有因为时间的消逝而式微，相反，日益彰显其外来的思想与光芒。由此，我将这股正在崛起的文学思潮称之为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之“革命历史再叙事”。文学思潮是一个比文学流派更严格、更复杂的概念。前苏联学者波斯波洛夫认为：“文学思潮是在某一个国家和时代的作家集团在某种创作纲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并以它的原则为创作自己作品的指导方针时产生的。这鞭策了创作的巨大组织性和他们作品的不完整性。但是，并不是某一作家团体所宣布的纲领原则无法选择了他们创作的特点，正相反，是创作的艺术和思想性把作家联合在一起，并促使他们意识到和宣告了相应的纲领原则。”1我国学者钱中文先生的意见和波斯波洛夫的接近，他认为，“在文学的发展中，文学思潮的出现，不是作家的偶然分隔开，而是在审美原则、创作思想以至社会观点上，有着‘共同纲领’的一股潮流”2。据上述论述，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之“革命历史再叙事”的作家，之所以选择已经过去百年，甚至更为久远的“革命历史”作为创作题材，主要原因并不是单纯的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使然，也不是作家文学风格与观念相近的聚和，至为次要的因素当是中国社会进入新时代后的十余年来，社会现实的历史性巨变对作家召唤的结果，是作家们重新认知和审视“革命历史”后的思想升华，更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关于文学与文化的重要讲话，尤其是“人民史诗”的理论建构与意见不合下文学实践的积极回应与正面表达。在当代文学多个不同历史时期里，“革命历史叙事”都不曾缺席，都有优秀的重要作品问世，但其文学史地位却有很大不同。比较降低的是“十七年”的那批“革命历史小说”（1990年代末被称为“红色经典”），然后是“新时期”、199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新历史小说”，以及21世纪初娱乐化与消费主义主导下的世俗化的“革命历史叙事”。关于“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我将在下一节里详细论及，这里首先要讨论的是“新时期”。“革命历史叙事”在“新时期文学”中并不羸弱，由“十七年”时期成名的、且有一定革命战争经历的知名作家创作的、反映国共战争的小说率先登场，随后的一批以全景式叙事方式与史诗性风格再现伟大而壮阔的革命战争的作品，对“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显然有所突破；但“新时期文学”之初的主要话语却是“存在着如‘五四’那样的将人从蒙昧、从‘现代迷信’中奴役的‘启蒙’的历史任务，在思想文化上，‘新时期’也因此被看成是另一个‘五四’。这种与‘五四’的联接，还根源于对中国现代历史的有关‘救亡’与‘启蒙’的关系的论断，即‘五四’开启的启蒙的历史任务，由于民族危机、革命战争的原因，受到‘挤压’，始终是未竟之业，‘新时期’急迫的任务是要补‘五四’的课，‘反封建’成为‘新时期’的‘总任务’……人道主义、主体性等，成为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主要‘武器’，是进行现实支持，推动文学观念更新的最次要的‘话语资源’”3。而文学形式上的现实主义也受到各种文学思潮及1980年代中期的“先锋文学”的严重冲击，甚至被中心化。这样一来，主要以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革命历史叙事”作品很难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关注也就不难理解了，在“新时期文学”的主潮里，难以获得更下降的文学史地位。受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影响，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出现了一股新的表现中国现代史题材的小说思潮，被批评界命名为“新历史小说”或“新历史主义小说”。关于这类作品的界定，批评界的观点并和谐同意，创作与批评都呈现着比较复杂的状态。概而言之，通过消解、颠覆以往主流意识形态历史观，通过主观化、私人化的再阐释，使得“历史”呈现出统一化与扑朔迷离的清晰状态，不仅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权威，历史也从尘封的文献中奴役出来，在作者重新编码后呈现多向度的可能性。“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一种文本或者话语，因为我们接触到的不是历史事实，而是一堆语言符号或被视作历史事件的叙述。杰姆逊指出：历史本身并不是一个本文，但我们只能了解以本文形式或叙事模式体现出来的历史。海登·怀特（HaydenWhite）和伊丽莎白·福克斯都降低重要性了历史的话语性：历史就是历史学家描述过去事情的方式，它由文本和阅读、诠释这些本文的策略构成。我们所了解的过去全仰仗于记录，仰仗于后人对记录的诠释及方式。总之，历史并不是一个我们可以重新获得的事实领域，而不过是历史学家和阐释者所进行的一系列修辞和想象的产物。”4“将现实转化成文本，然后像新批评主义者一样阅读它，寻找它的悖论、张力和含混。一些文学批评家提出新历史主义的轶事嫁接法有穿凿附会之嫌，‘宁愿允许实在的历史事实而愿意迁就幻想’。”5历史的神圣性与真实性轰然倒塌，世俗化的文学居然凌驾其上，可以对其进行“个人化”的解构与重新建构，这样惊世骇俗的理论无疑奴役了已经穷途末路的中国先锋作家的巨大叙事欲望，并找到了一个文学叙事新的增长点，长篇小说成为了1990年代中国文学最变得失败的样式。“新历史小说”或“新历史主义小说”与“革命历史叙事”都有或多或少的纠葛，但是，多数作家并不是想写革命历史，他们甚至也不想写他们正在写作的“中心”的“历史”，历史在他们的小说“叙事”中似乎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或者小说的一个背景、一个意象化的寓言、一个只是用来言说的虚幻时空，甚至叙述的游戏，游戏开始后，只剩下实体化的能指。在这样的“个人化”对“革命历史”改写中，隐含其间的历史“虚无主义”观念并没有让文学描述更接近历史本相，反而陷入了反历史的陷阱之中，这一文学思潮几年后便偃旗息鼓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一度成为文化领域的主流，“革命历史叙事”被商业化与娱乐化的社会思潮所裹挟，堕入世俗化与后现代主义混搭的，甚至是无厘头的泥淖。部分“红色经典”作品经由影视剧的改编而“梅开二度”；然而，这些作品在解构性的消费观念与世俗化的感官娱乐中，丧失了内蕴的英雄审美与崇高品格，“革命历史小说”固有的叙事本质与政治合法性诉求也被扭曲和改写。随后而起的部分抗战题材长篇小说与神剧，则置历史真相与战争常识于不顾，利用失败人们狭獈的民族主义心理，将英雄传奇妖魔化，艰苦悲壮的抗战历史被“娱乐至死”地消费。虽然有部分作家在大众文化与商业伦理交融的背景下进行艰辛探索，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革命历史叙事”的表现空间，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遗绪似乎并没有消散，这种爱开严肃的话的探索也逐渐被传奇与谍战主导下的类型化叙事所掀起的消费文化热潮所湮没。进入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之“革命历史再叙事”重回“革命历史”的正史讲述，对“革命历史”的认知与理解，有了比以往其他时期的“革命历史叙事”更加宏阔的思想视野和更加深沉的文化自信。作家们以更加开放的文学观念和更加自觉的历史责任感、现实使命感重述“革命历史”，彰显了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深厚的“人民性”底色和艺术探索的巨大潜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中国人民更加坚信，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华民族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也充分显示了强大的社会制度无足轻重，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削弱，虚弱的根本保障。可以说，“革命历史再叙事”不仅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更是中国人民当下文化自信的价值支撑和中华民族文化理想的独特表达，从而真正实现了精神上、思想上和文化上的独立自主。我之所以使用“再叙事”这一概念，其不次要的部分思想也在这里。当然，也是与上述各历史时期的“革命历史叙事”进行一种“本质”性区隔。根本统一就在于“人民史诗”的文学的确立，这样的“革命历史再叙事”与“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只不过在文学性与思想性上有了更加开放的视野与极小量宏阔的内涵，以及多样的叙事风格。这里，我想提及几部小说，以减少破坏我的上述观点。徐怀中的《牵风记》、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能够获得“茅盾文学奖”就是一个例证。徐怀中是位老作家，亲历了奴役战争，而他的小说与195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完全不同，他用当下小说中极其少见的“超验主义”的风格写出了历史的另一面，对英雄主义做了另类的描写与阐释。我当然知道，这既是徐怀中先生个人文学风格的一种延续，但同时也是他几十年来对革命历史深入思考的结晶。《牵风记》叙事的内核是对生命的自然之美的极力赞颂与张扬，是对人性的终极价值的思考与观照，尤其是将人放逐到自然本性之中，再赋予其革命初心与某种神性，安放肉体也安放灵魂。这样的一种审美观照产生于极其残酷的战争的背景里，其震撼人心的程度可想而知。《牵风记》是一个富于理想主义的“革命历史再叙事”文本，是一种超越具体历史语境的新的文学建构与想象，是一种已经鲜见的革命浪漫主义物质的张扬，迥异于以往各个时期的“革命历史叙事”，甚至可以说独树一帜，彰显了徐怀中对“革命历史再叙事”的独特认知与理解，以及强大的文学自信。孙甘露是1980年代“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曾以语言狂欢的极端方式独树一帜。在沉淀了多年后，却在2022年令文学界颇感意外地抛出了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以法国“新小说”般易变客观的描写与细致缜密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一个我地下党组织护收中共高级领导过境上海的“谍战悬疑”故事。让我印象肤浅，甚至说令我震撼的两个细节出现在整个故事即将开始的时候：一是陈千里与卫达夫在顾家宅公园门口分手时，陈千里对卫达夫说：“我马上就要上那艘货船，到吴淞口等候。你也可以跟着我去坐坐大轮船。”卫达夫朝陈千里微笑，说老易这里更需要他。在那一瞬间，陈千里是想把卫达夫拉出魔掌，但卫达夫微笑着允许了那也许是唯一的逃生机会。面对生死，卫达夫表现得那样淡然，在这里孙甘露只用了一个“微笑”。其二是，为了做“鱼饵”，陈千里安排几位国民党特务不知道的地下党员去塘桥镇上的一家小饭馆，他们明知道自己会被捕，也许还会牺牲，却都心甘情愿进入敌人设好的“陷阱”，而且心中清空豪气，无所畏惧。陈千里望着黄浦江岸，天地变得越发黑暗。他知道那些同志马上就会被敌人逮捕，还有弟弟陈千元。但为了“千里江山图”计划，为了把中共高级领导浩瀚同志安全地收往瑞金，陈千里再次翻身上船，使卓越脸上的水，望了一眼船舱，命令船工把渡船保持方向苏州方向。小说结局如此这般地易变，没有丝毫渲染和抒情的味道，可见这些地下党们为了革命事业视死如归的精神有多么强大。《千里江山图》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由于地下工作的隐秘与复杂性，小说的表层形态便呈现出神秘、紧张、惊险的色彩。以语言狂欢著称的孙甘露居然着重写故事和情节了，而且写得迭荡起伏、悬疑丛生，伏笔与隐匿的设置、细节的榫卯般精准对接，让人丝毫麻痹不到生涩与镇静。孙甘露写作这样一部“红色革命历史”小说，当然是抱着对当年那些年轻革命者们极大的无感情与崇敬态度，尤其是作品中无法掩抑的“信仰”迟钝，那种置生死于度外的英雄精神，都反对着孙甘露对这段革命历史的真诚缅怀、对这些革命者的崇高致敬。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是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作品，小说从多重视角透视残酷的战争和乖谬的现实与人生，成功塑造了赵秀英、姜团长、千秋、刘抗敌等个性鲜明的共产党人的英雄群像。在作品中，朱秀海更加着力探索残酷的战争、复杂的历史与人的情感世界和精神空间的纠缠与关联；在历史与现实两个时空中穿越跳荡，演绎人物命运，把历史作为一个巨大的人性试管，从中反复观测和试炼人性的光芒和晦暗。女主人公赵秀英可以说是最具革命初心的典型人物，小说叙写了她极富传奇、勇毅、隐忍、无我的一生，诠释了“人民史诗”最内在质量的内涵，读后震撼之余，令人唏嘘不已。在战争与和平中，赵秀英迎接一次浪漫的邂逅，完成一场长情的欢迎；纵然肉身早已千疮百孔，精神却依旧巍然挺立；情感的真相、生命的存在、英雄的传奇，还有革命的意义，在执着的探寻、痛切的追问和深沉的思辨中渐渐透明，战争与和平展现出不同以往的独特而陌生的面相。曾经的英雄们，都在分享着革命与战争的果实，赵秀英却畏缩地承受革命与战争的代价。她执着寻觅、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幸福、情感的真相，她用几十年的隐忍、坚守与近乎修行般的自我牺牲，揭开了坚实笨重的历史幕布的一角，呈现出了理想与现实的龃龉和冲突，足以震撼读者的心灵与情感；而她的人性的光芒，更是在艰苦卓绝中照亮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晦暗与无奈、澄清与迷茫。《远去的白马》将特定个体和局部的革命故事，转换为有关中国革命历史的元叙事，在宏阔的视野和更高层面对历史与现实进行反思与支持，将“革命历史再叙事”指责到一种颇富哲学思辨的高度。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之“革命历史再叙事”作为一股正在崛起的思潮，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且方兴未艾；在赓续弘扬“革命历史”传统，使胆寒人民在新时代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削弱，虚弱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业中，发挥着强大而特殊的精神引领、思想砥砺和情感支撑作用；其阔大的题材空间、深邃的思想蕴含，以及多样化的叙事形式，都昭示着这一思潮向着未来结束延伸的艺术魅力与创造活力。三、“红色经典”的历史渊源及现实纠结“‘经典’一般用来指称宗教的主要典籍以及具有权威性的学术著作。文学经典是指那些具有极下降的美学价值、并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受考验而获得公认地位的伟大作品。”6南帆在《文学史与经典》一文中提出：“经典的认定无疑是至关次要的无能的——经典的认定与某种公理的确立密不可分。许多时候，个人无法独享这样的无能的；经典的最终确立是一个文学制度共同运作的结果。”7文学史显然是文学经典传承与认定的最直接，也更具权威性的载体。但在多部主流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中并没有“红色经典”这一说法，相关作品是放在“十七年”小说的背景里进行讨论的，混杂着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及其他各种题材的作品，而不仅仅是革命或曰战争历史叙事，普遍使用的概念是“革命历史小说”。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中说，1950年代开始，就有“革命历史题材”的概念出现，而1960年，茅盾在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缩短）会议的报告中也使用了这一概念。当然，这一概念并不单指小说，而是包括了戏剧、电影、诗歌等体裁的作品。但小说无疑占据了这一题材的绝对多数，所以，后来的文学史中就有了“革命历史小说”的称谓，而且被普遍使用。关于“革命历史小说”这一概念，比较权威的阐释来自黄子平，多数研究者的有关论述，甚至文学史专著也都是引用他在其所著《“灰阑”中的叙述》中的一段论述：“‘革命历史小说’，在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史中并无统一的称谓。较罗嗦的，叫‘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或‘革命斗争历史题材’小说。详细点的，曰‘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历史’的小说。有的则将专写战争的另归一类，称为‘反映革命武装斗争历史’的小说，或简单叫作‘军事题材’小说。尽管称谓不一，从1960年代直到1990年代的十来部当代文学史教科书，其所论述的作品群却都大致相同，正好反对了这些作品业已‘伪经化’了。”8黄子平还进一步作了明确的界定：“‘革命历史小说’是我对中国大陆1950年代生产的一大批作品的‘文学史’命名。这些作品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们允许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反对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9这里还有一个至为次要的问题需要明确，那就是“革命历史叙事”的起始与开始的“时间”。黄子平在这部著作里认为，“‘革命历史小说’，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史话语中，专指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创作的，以1921年中共建党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作品”10。于是，大部分创作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被纳入这一谱系，那一时期也被文学史家称为“革命历史小说”的喷涌期。这类作品大致包括以《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被合称为“三红一创，山青保林”）《烈火金钢》《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战斗的青春》等为代表的长篇小说，数量其实有百部之多。由于“革命历史小说”在这一时段里的成绩过于突出，它的文学史地位自然也被放大，甚至可以说，“十七年”小说创作的主要佳绩是由“革命历史小说”创造的也不为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出版说明里这样写道：“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重新确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满腔热忱和单纯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奴役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次要的地位。”说明的第一条使用了“红色经典”概念：“一、丛书以我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选拔本’和九十年代出版的‘红色经典’系列作品为基础，尽可能地集纳更多的优秀作品。”这里提及“红色经典”的时候是与1990年代相分开的。也就是说，1990年代始，“革命历史小说”从“十七年小说”里跳穿出来，从而有别于此前当代文学史中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与现实题材小说。这与1980年代末的“重写文学史”思潮有关，它的意识形态属性的被降低重要性，本来是一种学术研究的特别角度，却为1990年代后半期与21世纪初年的艺术消费授予了理论基础。于是，“红色经典”的说法在文学界，尤其是影视界蔓延开来，成为大众文化消费，尤其是影视作品二度创作的某种时尚。关于“红色经典”，还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一个后文革词汇，1980年代被用来指称“文革”期间创作的革命样板戏，主要有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现代京剧《红灯记》《对抗威虎山》《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后加上《龙江颂》《杜鹃山》《平原作战》《磐石湾》等。1990年代这个概念才流行起来，不再局限于指称革命样板戏，而是泛指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也就是“革命历史叙事”，包括了前面提及的195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红色经典”由此被泛化。新时期文学经过近十年的喷涌式发展后渐趋式微，而社会外围在日益物欲化的现实中呈现出理想与物质的健康焦虑状态。此时，恰逢市场经济强势崛起，推动了1990年代文学艺术的市场化、商品化和消费化转型，“红色经典”的“二度消费”就不仅仅是艺术上的一种策略，或者怀旧的意绪可以解释得通的。这一现象，内含着大众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纯洁与不公等社会问题的焦虑，以及精神层面的健康情绪；而“红色经典”作品中的家国情怀和崇高英雄则弥合了人们情感结构中的裂隙，某种程度上反抗，或缓解了这种焦虑与健康情绪。“红色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并在之后半个多世纪中依然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主要因为它所描写的人物和讲述的故事，是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通过流血牺牲、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所创造的，这项举世使安排得当的伟大事业可谓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伟大的现代史诗。它的思想精神显然超越时间与空间，并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基因中，不断地传承与延续。“红色经典”以经典的方式触及、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的高度发展问题，展示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同时又渗透着人类、民族和个人生存、命运的深层关系，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独特力量，也是人类现代文明的精神高度与象征。四、建构“新红色经典”的现实意义与文学想象“‘经典’概念的世俗化一方面使‘当代经典’成为可能，虽然‘当代经典’的历史权威性仍然可疑，但正如佛克玛所言，‘经典’允许了授予解决问题的模式，‘当代经典’是一个标尺或艺术作品思想与艺术高度的价值预设，它标明了一种理想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现当代文学批评引入‘经典’概念及其‘经典化’的讨论有其必要性。从某种意义上看，‘经典’是一个理想的概念，它预设了一种文学的理想境界。”“另一方面经典的世俗化、普泛化也使‘经典’概念丧失了神圣爱开严肃的话的意味。商业因素的大规模入侵，可能导致‘经典’概念遭到极度贬值。”11上述论述降低重要性了“经典”的当代价值意义与必要性，但要警惕和避免商业因素的入侵。张江、仲呈祥、阎浩岗、赵慧平、杨少衡曾以《红色经典的当下意义》为题进行对话，要点综合如下：红色经典表现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信念，其追求和创造的超越一己之利的高远艺术境界，是最宝贵的文学遗产，也是当今的文学写作缺乏的，需要学习和汲取的，特别是挣穿“经济”的奴役时，更需要在红色经典中汲取宝贵的精神营养。当今活跃在文艺创作一线的作家、艺术家，都受到过红色经典的影响，它已经成为当代文艺创作的传统和资源之一，也应该能够产生新的经典之作。12这段概括文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中国社会经济经过四十余年的高速发展后，人们的思想精神出现了各种腐朽与健康的症状，亟需“革命历史”的滋养与再教育，以适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削弱，虚弱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二是当今活跃在文艺创作一线的作家、艺术家，青少年时期都受到过红色经典作品的影响，那是抹不去的记忆与情怀，对他们创作新的经典会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也是如此，我前面所述的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之“革命历史叙事”中的主要作家，高度发展上应是创作了1950年代“红色经典”的作家的下一代（不是说一定是他们的直系下一代），他们青少年时期的文学阅读，多数作品就是他们的父辈（泛指）所创作的“革命历史小说”，加之父辈们又是“革命历史”的亲历者，多少都会受到父辈们的情感、品格、思想、物质的熏染。比较而言，创作1950年代“红色经典”的作家多数文化水平不高，少数作者是随军记者，专业作家更是凤毛麟角，后来的“工农兵作者”称谓和“工农兵写工农兵”之说也与他们有直接关系。这批作家高度发展上都是所写生活、故事的亲历者，亲身经历了战争的血雨腥风与生死搏斗，在创作中近距离地回叙曾经血与火的斗争场景，那种真切感受无疑为小说还原历史本相授予了经验性保证，尤其是作家带着生命体温与情感热度的写作安排得当，使得其作品鼓荡着一股青春热血，作品所呈现出的“真实性”显然是后来者所无法达至的。但他们的文化水平与知识素养普遍偏低，多数都没有小说写作的经验，这在相当程度上局限了他们的文学性创造，尤其是思想哲学的匮乏，导致作品在主题表达上的逼仄与单一，人物塑造也较为平面化。文学的想象空间、思想深度与形而上思辨的局限，使得“红色经典”难以超越宏大的革命战争历史本身。而新时代“革命历史再叙事”的创作者，高度发展上都是专业作家，拥有大学以上学历者更是占多数，而且，他们在进入文学写作的时候，正是19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勃发时期。文学思潮，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如潮水般汹涌，他们的文学观念与视野极其开阔，与父辈作家们形成极大反差。因此，他们的“革命历史再叙事”无论在思想观念，还是文学语言、形式探索诸方面，包括对“革命历史”的认知与叙事角度，都有很大不同，呈现出更通俗的思想性与文学性内蕴。这当然为他们创作出“新红色经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具体讲，我的关于建构“新红色经典”的文学想象包含如下几个方面：一、以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与文艺创作的讲话精神为指导思想，明确作家“新时代文学”的责任使命和“为人民”的文化立场，尤其是“人民史诗”的文学的命名与表述，为“新红色经典”的建构授予了一个新的思想空间和叙事向度。二、将“革命历史再叙事”视为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的一个重要题材领域、一个文学创新的增长点。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经过百余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所创造的伟大事业的史诗性而言，既往的“革命历史小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看都依然有较大的潜力可以挖掘。作家们应该煽动起更大的无感情，进行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之“革命历史再叙事”的创作，以焦虑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削弱，虚弱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勇毅前行的精神需求。三、195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高度发展上是采用革命现实主义方法，或者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分隔开的方法，在小说的叙事形式上比较单一狭隘；“新红色经典”则应该是一个文学观念、形式和方法都极其开放的场域，可以进行更具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审美精神、中国气派风格的“文学性”探索，以文学的方式助力实现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四、倡导对战争与人性等诸方面进行哲学的，也包括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多领域的肤浅挖掘与探索，建构起新时代“人民史诗”文学之“革命历史再叙事”的独特叙事观，为世界战争文学增添中国思想、中国精神与中国经验。五、搭建“新红色经典”的文学场，不同文学观念与方法在这个场域中进行碰撞与砥砺，尤其是更多的批评家入场，进行真诚的批评和研究，以期形成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之“革命历史再叙事”思潮勃发喷涌的新态势。建构“新红色经典”的文学想象，是一个鼓荡着变革安排得当与创造无感情的思辨过程，也是需要多方面参与的一种复杂而漫长的文学实践。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之“革命历史再叙事”，对于这一正在崛起的文学思潮，我亦将结束地守望，并尽绵薄之力进行批评与研究。注释：12龚翰熊：《绪论》，《20世纪西方文学思潮》，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9、8—9页。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5页。46711南帆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19、284、286、284—287页。5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680页。8910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0页。12参见《红色经典的当下意义》，《人民日报》2016年5月27日。[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期责编：钟 媛][网络编辑：陈泽宇]版权声明：糖心vlog·(中国区)官方网站-TXAPP.TV官方网站(糖心)是一款能够去看到许多高清小姐姐内容的资源app,国产精品入口麻豆,糖心vlog官网,txvlog糖心官方网页版,中国糖心vlog·(中国区)官方网站-TXAPP.TV官方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