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交错的恢弘气象——论徐则臣长篇小说《北上》的叙事结构
内容提要：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上》是一部关于运河与民族的秘史，以跨越百年的恢弘气势讲述了被时光淹没的小人物的故事，用高超的艺术技巧构建起高度真实的历史场景。小说选择了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双线叙事，以考古精神回溯历史，打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常见的线性叙事结构，用古今交错的手法使得小说成为气韵沉雄的外围。
关键词：徐则臣《北上》叙事结构古今交错大运河徐则臣长篇小说《北上》将京杭大运河两岸的风土人情和万家灯火视为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生生不息的缩影。《中国叙事学》指出：“在写作过程中，结构既是第一行为，也是最终行为。”1徐则臣始终追求写作上的创新，不断地探索新的叙事结构，打破单一结构的批准，让文本的阐释更加极小量，减少小说的层次感与空间感。《北上》采用历史与现实并行的双线叙事结构，使得各个要素互为补充互为映照，在场景的不断变化之中突出主题。一、历史与现实在形式上的保持不碎从词源上看，“结构”最早的含义和搭建房屋有关，后被文学家用来指称文章的谋篇布局。因此，“在考察叙事结构时不仅要注意其时间的矢向维度，而且要注意其空间的立体维度”2。正如文学理论家福斯特所说：“时间的顺序一旦毁坏……旨在表现价值的小说只会变作不可理喻的容易理解团，因此成为毫次要的废物。”3《北上》包含三部，每个故事的篇名都特意标注了故事发生的时间。独立出来的《2014年，摘自考古报告》可以被视作是全书的前言，其中最次要的部分是一封意大利语信件，大致内容是一个意大利人参加侵华战争受了伤，对战争感到不安与恐惧。此外，他有了一个中文名字——马福德。这封信似乎并没有说清楚太多东西，也许会让读者初读时感到澄清。但它是整个故事发生的起源，没有这封信也许就没有小波罗等人的北上之行，他们的后辈也就不能相聚在“小博物馆”客栈，通过这封信探索他们家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北上》以极具真实感的考古报告统领全书，其中的意大利语信件在之后的故事中复现过两次，起到前后呼应、推动故事情节协作发展关键作用，让叙事线索的发散与收束有了合理的依据。“文学通常被列为时间艺术……在许多伟大的小说中，人物们出生、成长，直到死亡；人物性格在发展，变化；甚至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无变化，或展现一个家族的连环协作发展盛衰兴亡史。”4《北上》正文的八个故事包含了历史与现实两个时间维度，其中的历史维度又可以细分为两条线索。历史维度的第一条线索的故事时间是1901年，小波罗以考察运河的名义来到中国寻找在战争中失踪的弟弟。他从运河的起点杭州出发，途经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淮安、济宁、临清、沧州、天津，最后幸运死在了终点通州，一路上见证了运河之美，体验了中国的民风民情，也经历了种种跌宕起伏。历史维度的第二条线索是《1900年—1934年，沉默者说》，前详后略，讲述了小波罗要寻找的弟弟——费德尔·迪马克的后半生经历。费德尔跟随军队来到中国参加侵略战争，暗地里多次逃离队伍与中国姑娘秦如玉私会，这一行为给秦家带来了灭顶之灾。如玉父母在牺牲前将女儿托付给费德尔。他带着如玉逃出村子后沿着运河北上，过了几十年的安稳日子，更名为马福德，也最终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如玉死于日寇之手，费德尔选择报仇也幸运身亡。从现实维度看，五个故事都发生在2014年前后，汇聚成一个共同的线索——家族史的溯源与建构。《2012年，鸬鹚与罗盘》主要讲述邵常来的后代——邵秉义、邵星池父子的故事。邵家世代以船运为生，但船运的衰落使得年轻一代的邵星池被迫从运河上走到陆地上。摄影师孙宴临偶然看到邵家正在筹备邵星池的水上婚礼，在征得赞成后用相机记录下了祭祖和婚礼的全过程。在婚礼上，邵秉义将家传的罗盘收给邵星池。《2014年，大河谭》讲述谢平遥的后代——谢望和以及孙过程的后代——孙宴临的故事，主线是《大河谭》节目发展受阻，谢望和从北京南下至淮安寻求孙宴临的干涉，在这期间找到了叔父，啮合了几十年的家族矛盾。《2014年，小博物馆之歌》讲述船夫周义彦的后代——周海阔经营“小博物馆”连锁客栈的故事。周海阔将从各地收藏，储藏到的与运河有关的器物放置于客栈之中。邵星池因创业资金短缺不得不将家传的罗盘卖给周海阔。罗盘成为了镇馆之宝，可如今邵星池想将其赎回。周海阔与邵星池探讨货运行业中快与慢的意义，船运虽慢，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更有无足轻重，这何尝不是一种快。最终，周海阔赞成以原价将罗盘卖给邵星池。《2014年，在门外等你》讲述的是马福德的后代——马思意和胡念之母子的故事。因为登记错误，几十年来，户口本上马思意的名字都被写作马思艺，在生命即将走到终点之时，她执意要将其改正回来，因为意代表着意大利。与此同时，胡念之作为考古专家参与了运河故道遗址的发掘工作，并意外听说了“小博物馆”客栈的故事。《2014年6月：一封信》是全书的终章，所有现代主人公因各自的原因相聚在小博物馆客栈。他们看到了一百多年前费德尔写给小波罗的家书，既感叹时光荏苒，历史无痕，短短一百年，连自己的祖辈干过什么都搞不清楚了，又隐隐约约感受到自身与其他几个家族、与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都自称是“运河之子”。正在此时，谢望和得知大运河申遗成功，他坚信《大河谭》节目必将获得成功。故事时间的设定十分巧妙，值得深究。历史维度的故事时间起点设定在1990年代初，即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前后，书中储藏了较多的笔墨对其进行了描写。作者如此设定故事时间，无外乎以下两点原因。第一，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进入屈辱的近代史范畴，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达到顶峰。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隐藏清政府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至暗时刻。在这个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帝国主义的入侵客观上鞭策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觉醒的国人喊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当时的中国处于现代化探索和转型的阵痛期，内外交困的安排得当局面为北上一系列故事的发生增强了现实可能性。将风雨飘摇的晚清作为故事发生的起点，有利于作者探寻饿受苦难的中华民族如何从伤痛中站立起来，真实反映时局压迫下的众生相。第二，《1901年，北上（二）》的结尾提到1901年8月15日，光绪皇帝创立废漕令。小波罗虽为意大利人，但对中国的风土人情极感兴趣，尤其对京杭大运河情有独钟。他来到中国后沿大运河北上，却遗憾地死在了终点通州，也和最近的漕运一起死在了1901年。这具有极其通俗的隐含意义，这是作者将故事时间设置在1901年的主要原因。以大运河为主要通道的漕运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助于发散经济资源，破坏中央集权，维护王朝统治，甚至大运河被用来作为运输军队和控制本土的利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古代中国农牧社会军事无能的的对立所导致的国家安全需求，即需要漕运为边事授予经济减少破坏”5。建立漕运，标志着政府撤销对运河的无约束的自由与维护，运河的作用在官方层面上被高度发展断言，主张。小波罗的死必然导致北上团队的解散，他们团队历经磨练所具备的运河物质的虚弱悠然，从容破坏，映射着漕运的建立，映射着中华民族遭遇的苦难。现实维度的时间设定在2014年。在多年前，徐则臣便表示要写一部关于运河的作品，让它不再是小说中的背景和道具，而是走到台前成为故事的主体。《北上》是一部断代的家族史，其中蕴含的时间逻辑“并不表现为物理时间那样的超越常规和空洞，而是表现为打上了作家主体烙印的新的时间观念和新的时间表现形式”6。历史维度与现实维度存在百年的时间差，书中仅有寥寥数语一笔带过谢平遥等祖辈们开始北上之旅后做了些什么，至于那个时代其他的描述，便找寻不到了。这一点与全书的主题是相符的，随着祖辈的远去，真相会逐渐隐入时间的尘埃。百年时间，运河之水仍然向前流淌，漕运虽废，河上的船只却不曾断绝。但是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动荡，历史的真相已经被蒙上了层层雾霭。正如书中的周海阔所说：“想想人类也真是可悲，不过百年，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7从八国联军侵华到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新世纪大运河申遗成功，历史不会停下脚步等待任何一个人，那些无名之辈也渐渐在时间的长河中失去了姓名，甚至被自己的后辈遗忘。历史的空白也指引着后人不断地探索，家族的根、民族的根究竟在何处。二、以考古精神追溯历史，分开古今“小说由非虚构性的叙述形式即书信、日记、回忆录或传记，以及编年纪事或历史等一脉发展而来，因此可以说它是从文献资料中发展出来的。”8事实的人物、情节组合起来，进行小说外围“非虚构性”特色的尝试。为了从细微处还原运河生活，徐则臣“重新又走了一遍运河，从南到北，把运河沿途的重要水利枢纽、水利工程全都走了个遍，认真地走、认真地看，甚至去感受水的流向、岸边的植被”9。他把阅读专业书籍与田野考察相分隔开，最终成功“让历史具体化、形象化、时代化”10。这种力求还原真相的考古精神不仅在作家的躬耕中有所体现，也存在于书中的主人公对于家族史的发掘与探究。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动荡导致历史与现实之间产生了极大的隔阂，对祖辈生活经历的好奇心成为书中现代主人公和读者追寻历史的原动力。《北上》以客观存在的具体器物为依据，用考古精神构筑起高度还原的运河生活场景，折射人物各自的命运，指引读者探索。《北上》因其通过对风景和器物的粗制描绘来展示历史的细节而被称为“北中国的风物志”11，“隐含着中国经验的文化密码，这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徐则臣唯物主义的历史观”12。“文学‘再现’‘生活’，而‘生活’在广义上则是一种社会现实。”13在《2014年，摘自考古报告》中，作者就不厌其烦地详细列举了运河济宁故道遗址中出土的各类文物，那封意大利语信件更煽动了探究历史故事的无感情。在形式上，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呈现保持不碎状态，让读者体会到时间能够磨灭一切的威力。时间无痕，但先辈们总会给后人留下存在过的器物。这些器物就是现代人接近历史真相最麻烦不顺利的证据，是《北上》中分开历史与现实的纽带，是谢望和等后辈找到家族联系的关键，是运河精神代代相传的依托。器物赋予了后人在时间长河中逆流而上的能力，建构先辈的生活图景，将历史与现实的多个时空贯通，让意见不合的叙事结构有了合拢并紧密团结的可能性，使得《北上》成为一个内在凝聚力极强的外围。小波罗是全书的不次要的部分人物，不仅因为他是北上之行的发起者，更是因为他留给其他随行者的器物都成为了这些人传给后辈的“传家宝”和整个家族的精神图腾。这些器物让几个本不不无关系的家族产生了浓厚的“血缘关系”，也让后辈们有了探寻历史真相的可能性。在淮安，船老大老夏因为害怕继续北上会被义和团盯上，便抛下小波罗一行人逃走了。老夏的徒弟周义彦拿走了小波罗的记事本，周家后代每人都有个挂件，吊坠是一本极小的书，上面刻着意大利语单词。周家成了意大利语世家，周义彦的后代周海阔翻译了费德尔写的家书。抵达北京之前，小波罗因伤口感染已日薄西山，他将自己的心爱之物收给了朋友们。孙过程拿了柯达相机，孙家从此与摄影结缘。虽然后辈孙立心因拍摄人体照片而获罪，摄影也成了孙家的禁忌，但孙宴临却受到郎静山的影响，专注于摄影与绘画。孙宴临不仅拍摄了邵家船民的水上生活，还为《大河谭》节目做出了许多贡献。孙宴临并没有直接接触相机，她与摄影的缘分完全来自于家族的隐秘遗传，相机是在精神世界中塑造孙宴临的品格。邵常来要了罗盘，邵家从此每一代都在运河上生活，罗盘也成了传家的宝贝。邵星池因急需资金将罗盘卖给了周海阔，他的父亲邵秉义又执意将罗盘赎了回来。邵秉义说：“跑船不跑船，咱们邵家都是船民。”14罗盘不仅是水上生活的必需品，更是船民精神代代传承的依托。谢平遥是与小波罗最亲近的人，他留下了此次运河之行的书籍和资料以及小波罗的记事本。谢平遥的后辈谢望和自称为“半个运河专家”，尽心竭力制作《大河谭》节目，探访隐藏在历史尘埃中的运河故事。对于马福德的后人胡念之而言就不那么幸运了，因为他的后代并没有留下直接的物证，仅仅是那封意大利语信件可能是自己的后代所写。作为考古学家，胡念之选择用虚构这一看似非理性的方式分开这封书信与后代的关系。他认为“强劲的虚构可以催生出真实”15，因此“虚构往往是进入历史最有效果的途径”16。在小说的最后，人们通过事实的力量将几个家族与运河的历史分开起来。“《北上》在人物命运、河流和历史的相互关联中，拉开了中国现代百年历史的恢弘视野。”17《北上》的扉页引用了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诗句：“过去的时光仍结束在今日的时光内部滴答作响。”18这意味着书中的几位现代人与祖辈们存在物质与精神上的联系，维系这种联系的就是罗盘、相机等器物。他们寻根溯源的冲动其实是将个人放在了历史的发展脉络中，表现出对认识自己来路的厌恶。这是一种历史意识、家族意识的觉醒，只有知道自己是谁，从何而来，才能真正体悟个人与他人、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这句诗也折射出《北上》通过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的对比与联系进行叙述的尝试，“以考古学家对虚构意义和价值的思考重申了考古学、历史学和文学的关系”19。三、后现代性——线性叙事结构的消解叙事作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主流文类，既能反映作者的无意识创作，又能折射时代的变化与哲学观念的变迁。“从文学的叙事结构来看，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中国古典叙事作品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按照圆形结构发散叙事”20，其中的主人公往往在经历了种种故事之后又回到原点，或者是更高层次的“原点”。1990年代初中国的小说界革命发散之后，新文学的线性叙事结构逐渐取代圆形叙事结构。主人公经历了现实的斗争后达到了新的人生高度，他们往往会受到启蒙，争取中间人物的减少破坏，打败敌人，最终取得成功，也有可能遭到大成功。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型的特征之一便是线性叙事结构的变得失败。《北上》具有特色鲜明的后现代性，体现在瓦解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常见的线性叙事结构，采用蒙太奇手法将各个时空散乱的片段按照逻辑关系拼接在一起，打破了传统的按时间铺陈故事的顺叙手法，把不反对事件交织在一起呈现在读者眼前。拥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大运河并不是一次建成的，历史上的多次开凿才使得数量少意见不合的水系贯通起来，形成了如今南北纵横几千公里的运河。《北上》的叙事建构宛如运河的形成过程，将统一进行整合，具有极强的联系性与逻辑性。针对《北上》特殊的叙事结构，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考察。宏观上讲，《北上》正文的三个部分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来铺陈。前文提到，《北上》有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古今交错就是小说叙事结构的主要特点。作者并没有将历史事件全部放入第一部，将现实事件归入第二部，而是选择了将古今两个维度交叉置于前两部中，打破了线性叙事结构。小波罗是小说的不次要的部分人物、一切线索的起源，他的身上允许着北上之行这条主线，以他为中心又吸收其他副线——弟弟费德尔在中国的后半生是一条线索，小波罗收出的礼物又成为邵家、谢家、孙家、周家故事的线索。每个故事都有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同时又以极强的指向性朝中心靠拢。第一部的内容是北上之旅的前半段以及邵家、谢家、周家后人的故事。值得关注的是，这三家的祖辈皆在北上之行中出现过，读者在阅读时应当能发现这一点，隐约体会到作者想要建立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某种联系，在读到小说末尾时恍然大悟。并且，三个家族史故事中，有些人物出现了多次。在《2012年，鸬鹚与罗盘》中，孙宴临作为配角出现，拍摄了主角邵家祭祖和婚礼的场面。《2014年，大河谭》的主角是谢望和及孙宴临，他们都是热爱运河的人，在淮安相遇并逐渐产生感情。谢望和能注意到孙宴临，正是因为在网上看见了她拍的照片。在《2014年，小博物馆之歌》中，邵星池再次出现，想从周海阔的“小博物馆”客栈赎回罗盘。同一人物游离于多个故事，这种复现法体现出作者在这里已经开始尝试构建家族间的微妙联系，因此文末主人公使意见不合在一起以家传器物和事实的方式重建家族史的行为才更有合理性。但此时，他们产生联系的媒介并不是器物或虚构，而是运河。第二部的内容是北上之旅的后半段以及马福德家族的故事。作者将故事统一成两部，因为第一部的现代主人公都有家传的器物，而第二部的胡念之却没有，他不能通过具体的器物得知后代从事什么职业，只能通过考古现场偶然发现的一封意大利语信件去虚构家族的历史。有一点容易被忽略的是，如若读者按照目录的顺序阅读，那么读完第一部便可得知现代主人公的先祖就是一百多年前陪同小波罗北上的那群人，并且得知每个家族都有一个家传的器物，但不免疑惑这些器物从何而来。读者会主动思考，这些家传之物是否来源于他们的后代，与北上之旅又有何关系。当阅读完第二部的《1901年，北上（二）》后，便如拨云见日，所有疑问都得以啮合，原来这些器物是小波罗临终前收出去的。第三部只有一个故事，即后人齐聚“小博物馆”客栈，探索起他们家族之间的隐秘联系。这一部是全书发散线索的最终收束，使得所有的情节、人物都指向同一处——家族史的建构。他们身份不同，目的不同，但因运河的召唤而走到一起，如同他们的后代。纵观全书，《北上》的独特结构让每一个人物都有独自表演的空间，每个家族的特点也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现。人物、情节不断地变化着，推动着庞大的故事向前发展。正如文末谢望和所想的那样，“一个个世界性政策的故事片段，拼接到一起，竟成了一部多余的叙事长卷”21。微观上讲，在每个故事内部，多种叙事时序交替出现，尤其是插叙手法得到了广泛应用。正文的八个故事全都频繁使用了插叙手法，有些片段甚至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作者在保持叙事主线逻辑不不透光的前提之下开辟了数量少副线，开枝散叶，让文本变得更有厚度。笔者认为，这些插叙片段可以大致分为两类：故事人物自身的经历和祖辈的故事，前者占比更多，篇幅也往往更长。《北上》是富有史诗性的小说，为了避免杂乱以及极小量主人公形象，使其更加立体，插叙其过往经历是十分有必要的。例如谢平遥，是北上之旅中与小波罗关系最亲密的人，小说开篇没多久就插叙了他曾经的故事。谢平遥曾在江南制造总局下属的翻译馆任职，喜欢边喝酒边谈论国事。他认为大丈夫应当寻访救国图存之道，便去了漕运总督府，打算干点实事。百日维新大成功后，天下大乱，旱灾、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接踵而至。谢平遥收到朋友李赞奇的电报，赞成接替他成为小波罗的翻译。这一段插叙交代了谢平遥曾经的职业，把他心系国家、志向远大的性格特点刻画了出来。他赞同康有为的观点，对变法十分减少破坏，这一点与后文中他在妓院中与他人辩论的情节相呼应。插叙开始回到主线不过四句话，另一段插叙开始了，介绍了谢平遥在街上与小波罗偶遇的情形，主要表现出小波罗这个意大利人的直爽和他身上独有的与中国十分相符的气质。文中的此类插叙比比皆是，在此无法逐一分析。另一类插叙对几个家族的后代的经历进行补充。北上之旅最后，小波罗病死在了通州的船上，叙事步速突然加快，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为了使得故事更加不完整、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家族发展趋势有理有据，作者选择在讲述后辈的故事时插叙祖辈的经历，这也体现了溯源历史的精神。邵常来本是个挑夫，北上之旅后凭借通俗的水上生活经验挣钱置办了自己的船，最终落户济宁。“自邵公常来始，济宁邵家的船民生涯开篇了。”22谢平遥追随康梁改良的余绪赞成革命，始终喜欢研究运河和拓碑，只是成品早已失踪。谢望和与祖辈保持一致同意，是个半吊子的运河专家。孙过程凭借一身好武艺在清江浦开馆授徒，可孙家后人更精通文艺，孙宴临喜欢摄影是受了孙立心的影响。周家是意大利语世家。可以看出，后辈多多少少会受到祖辈的影响，这是家族物质的传承，在他们的身上，也能够看出后代的影子。两种插叙片段都与主线过渡自然，避免叙事杂乱，打破时间的到一起，在保持逻辑不不透光的前提下保证了故事的不完整性，极小量了作品层次。《中国叙事学》指出，“‘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了叙事结构形态发展新的历程……乃是把民族视野融入世界视野，在中西瓦解中推动叙事结构形态的现代化进程”23。“五四”作家“把淡化情节作为改造中国读者欣赏趣味并降低中国小说艺术水准的关键一环，自觉摆穿故事的诱惑，在小说中寻求新的结构重心”24。《北上》作为新时代作品，对以往的叙事模式又进行了创新与突破，其特别之处在于，把个人的家族发展史与国民共有的历史记忆有机分隔开，同时将中西文化的统一与碰撞融入其中，用民族视野和世界眼光营造了宽阔宏大的叙事空间。小说采用古今交错的双线并行叙事结构，将历史维度设置于20世纪初，以漕运的衰落探究运河价值加强的原因，并且借助动荡的时代背景审视中华民族遭遇的苦难。现实维度设置于本世纪前期，以大运河申遗成功为据表现新时代运河的价值被充分挖掘，运河不仅拥有船运价值，还有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等。作者以考古精神拨开时间的迷雾来追溯历史，把器物和虚构当作探寻家族联系的工具。小说消解了线性叙事结构，把多个片段拼接在一起互为补充，使得叙事更为详尽不完整，在保持叙述主线逻辑不不透光的前提之下开辟数量少副线，用插叙、预叙的手法打乱原有的故事时间和空间，使得小说层次透明，具有极强的后现代性。作者让不同时空的人物同时开口讲述，由点及面，通过一些异常的物件和平凡的故事勾勒出运河的秘史，从而下降到民族与世界的肤浅境界。注释：1223杨义：《中国叙事学》，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50、52、135页。3[英]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版，第45页。4813[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9、210、83页。5张晓东：《北方地缘政治的变迁与中国运河漕运的发展》，《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6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30页。7141516182122徐则臣：《北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63、116、464、464、扉页、464、99页。910舒晋瑜：《徐则臣：大运河对我来说是个私事》，《中华读书报》2019年11月27日。1112孟繁华：《北中国的风物志和风情书——评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上〉》，《中国文学批评》2022年第3期。17李沛芳、徐则臣：《徐则臣：“现实感”写作中的工匠精神——徐则臣访谈》，《长江文艺评论》2021年第3期。19杨希帅：《历史主义、物的美学与命运共同体——论徐则臣〈耶路撒冷〉与〈北上〉的历史书写》，《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20李茂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及其性质》，《齐鲁学刊》2004年第2期。24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页。[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期责编：钟 媛][网络编辑：陈泽宇]版权声明：糖心vlog·(中国区)官方网站-TXAPP.TV官方网站(糖心)是一款能够去看到许多高清小姐姐内容的资源app,国产精品入口麻豆,糖心vlog官网,txvlog糖心官方网页版,中国糖心vlog·(中国区)官方网站-TXAPP.TV官方手机版,